任中敏先生是现代著名词曲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1930年任江苏镇江中学校长，1937年在南京创办汉民中学。抗战爆发后该中学迁至桂林办学，在西南地区颇有名望。晚年返归故里，执鞭于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是我国首批古代文学博导。

作为一位国学大师，任中敏对中国语文教育有何见解呢？我们在《新寰校刊》1937年第4期上找到了任中敏的一篇演讲《国文修学指导》，由凌沅祥记录。《新寰校刊》系上海新寰职业学校的校刊，创办于1936年9月。新寰职业学校由张新伯、张仲寰两昆仲1932年10月筹建，1933年2月先设小学，后增设高中等年级。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江问渔、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艾伟等著名教育家被聘为校董。该校时常邀请名人来校，就青年发展、学习问题发表一系列演讲。第4期《新寰校刊》上除刊有任中敏的《国文修学指导》外，还有朱恢伯、任孟闲等演讲的《英语修学指导》《算学修学指导》等。

在《国文修学指导》中，任中敏首先撇开国文学习不谈，而强调做人的重要性。他引用了数周之前日本《评论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借以批评国人存在“只有纸上谈兵的花言巧语，却没有切实做事的真实本领”的习性，社会上的一般人只会读死书、作浮文，专尚空谈，缺乏埋头实干的精神。虽然日本人讽刺中国是一个文字国、文化文章国，但并不意味着国文一科就可废弃不学。所谓国文，就是一国所特有的语言文字。只要这个国家没有灭亡，国文就不会走上消灭。国文与该国的国势深有关系。英语之所以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正是缘于英国国力的强盛与国势的扩张。所以，一个国家对于本国国文应积极推行与提倡。况且语言文字是“探求文化发抒意志的工具”，与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故国文科在学校中比其他任何科目都要重要。在校学生的作文虽然写得冠冕堂皇、说得悦耳动听、谈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却往往言行不一。

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任中敏强调作文一定要说忠实的话、写实际的内容，这不仅是作文的正途，也是做人的必备条件。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有缺陷，做不到人品与文品的一致，那么他的文章也会失去价值，明末文人阮大铖即为代表。一篇文章的价值，重在描写社会的背景，抒发个人的情怀。故而我们写文章，一定要注意时代背景，以及个人的遭遇，如此文章才能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屈原的《离骚》、杜甫的诗歌，都是描写社会、抒发襟怀的不朽杰作，故能为后世称颂不衰。

最后，任中敏还将阅读国文的方法扼要举出三点。第一，读书重兴趣，研究国文要有浓厚的兴趣，如此才能有所进益。第二，阅读国文要认识作者的心理和创作背景，对于当时的社会习尚、伦理思想，均要有准确的认识，这样能够有助于了解与欣赏文章。第三，阅读国文，对于精美的文字，应当反复地诵读吟咏，细细品味它的章法、词句，最好能把优美的文字记录在册，他日可反复查阅，收参证之效。

可见，本演讲主要阐发了任中敏对国文作为一国特有文字的重要地位的认识，既而主张“人文一致”，反对说假话、写浮文。这与叶圣陶提出的作文立诚，“作文与做人统一”有异曲同工之妙。文章最后提出的三点建议是针对阅读教学而发，兴趣是学习国文的动力，“知人论世”乃研读文章立竿见影的妙招，诵读吟咏、重视积累则是学习国文的不二法门。因受演讲时间的限制，作者没有谈论作文的具体技巧，如怎样立意布局，怎样炼字造句，而特别指出写作的态度要忠实，写作的内容要有时代意义。

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任中敏反对学生写吟风弄月的文字，提倡作有力的救亡文学，希望青年学习有力的文辞，“复兴萎靡的民族，挽救垂危的中华”。这是一位教育家在特殊时期对于国文教育的思考，在国文与国势、文运与国运的联系中观照国文之于青年人格、民族复兴的意义，堪称时代的黄钟大吕！因而即使此文对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关注不多，也就情有可原了。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