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正式启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法典的重要讲话精神，7月初，全国政协社法委开通“学习民法典”读书群，组织委员在群内学习、讨论、交流。

本期，我们分享全国政协社法委驻会副主任吕忠梅在群内的发言内容——“合同”一词在中国的由来。

民法典第三编为“合同编”，民法典第436条规定：“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经常会有人问我，“合同”一词是怎么来的呢？在中国，还有一个词是“契约”，“契约”就是“合同”吗？

这要从中国古代的“契约”一词说起。在中国，“契”是很早就出现了的词汇，后来才将“契约”合用。“契”既指一种协议过程，又指一种协议的结果。《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契，大约也。”这里的“大约”，是指邦国之间的一种盟约、要约。为了保证这种盟约有效，还要辅之以“书契”。“书契，符书也。”是指用来证明出卖、租赁、借贷、抵押等关系的文书，以及法律条文、案卷、总账、具结等。可见，在中国古代，契约作为一种盟约和约定的媒介或形式已经出现。

经研究发现，记载我国最早契约内容的书籍是西汉辞赋家王褒的《僮约》。最早的契约实物是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西晋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一份写在木简上的《翟姜女买棺约》，全文为：“泰始九年二月九日，大女翟姜女从男子栾奴买棺一口，贾（价）练（白绢）廿匹。练即毕，棺即过。若有人名棺者，约当栾奴共了。旁人马男，公知本约。”这份买棺约有时间、当事人双方姓名、交易物的名称、数量、价格、事后纠纷（如有人称棺材是不属于卖主的）的处理办法以及此买卖的旁证人，是一份格式完备的买卖契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木简的正面上端有“同”字的右半边。可以推想，这份契约应该还有相同内容的另外一简，上有“同”的左半边。买卖双方各持一简，合起来则为一完整的“同”，这就是“合同”的来由。因此，“契约”又可称为“合同”。

还有一种说法，古代君主传达命令或征调军队需要一种信物作为凭证，这种凭证称为“兵符”。兵符由多种材料制成，但共同特性是将一只“符”剖为两半，右半边在君主手上，左半边发给地方官吏或统兵将帅。调发军队时，须有使臣持符，两符相合，方能发兵。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虎符”“龟符”“鱼符”“兔符”等多种形状的铜铸符。在唐代，武则天改用“ 鱼符”。鱼符分左右两半，中缝处刻有“合同”二字，每半边符上都有半边字，合在一起才见完整的“合同”两字，所以又称此符为“合同”。后来，将这种方式用在签订契约上，一式两份，中缝盖章，双方各持一份凭据。这种凭证统称为“合同”。

可见，在中国古代，“合同”是验证契约的一种标记，就像我们今天依然使用的押缝标志，本身并不是当事人之间协议。但因为这种标志具有特定含义，逐渐成为了“协议”的指称，有人便将“契约”与“合同”混用，相互指代，并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唐代贾公彦将其注解为：“云判，半分而合者，即质剂、傅别、分支合同，两家各得其一者也。”元代无名氏《合同文字》楔子：“一应家私财产，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执一纸为照。” 清代翟灏的《通俗编·货财》：“今人产业买卖，多于契背上作一手大字，而于字中央破之，谓之合同文契。商贾交易，则直言合同而不言契。其制度称谓，由来俱甚古矣。”

新中国成立之前，立法、法学著述和习惯称谓基本上都使用“契约”一词，台湾省至今仍然沿用。1949年以后，大陆的法律文件经历了将“契约”“合同”交叉使用甚至并用到只使用合同的过程。如1950年9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机关、国家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第二条规定：“凡机关、国家企业、合作社之间有主要业务行为不能即时清洁者…… 必须签订合同。”但第三条为：“机关、国家企业、合作社向银行申请贷款中，应具备上级机关或主要机关批准的事业计划及财务计划，并签订契约。”可见，当时“合同”与“契约”是混用的。50年代中期以后，“契约”为“合同”所逐渐取代。目前，能见到的我国立法文件中最后一次使用“契约”，是1957年4月拟成的《买卖契约第六次草稿》，也是50年代民法典草案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代以后，“合同”一词在我国得到广泛的承认与运用，“契约”在立法文件中不再出现，“合同”成为了通用概念。

但是，因为“契约”是各国民法典使用较多的一个词，在学者们学术研究中，现在也还会使用“契约”一词，并且经常与“合同”通用。日常生活中，也有习惯使用“契约”一词的现象，如人们习惯说“地契”“房契”等，这种说法实际上也是作为“合同”同义语在使用。

关于“合同”与“契约”在西方民法典中的差异，以及与中国的不同之处，将在后续文章中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