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进入到一场新的革命，就是数字革命、数字经济、数字产业、数字文明。

十九届五中全会特别强调了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特别是要把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地推动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但笔者认为，在推进数字中国过程中，要重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在促进数字平台发展的同时，防止大型数字平台的“寡头垄断”。

个人数据需要法律上的特殊防御

数字经济时代下，生产要素已经不局限于传统的劳动、资本和土地，数据已经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性生产要素。个人是数据的源泉，理应参与数据利益的分配，在数据权属关系上理应明确公民的数据主体地位。但现有的通信结构、技术形态加之法律上对数据权属问题规定的缺失以及目前谁收集谁拥有的惯例，导致了数据垄断的格局。

个人数据带有强烈的被收集者的个人属性，易被滥用并危害被收集者的人格与财产利益，因此需要法律上的特殊防御，赋予被收集方知悉数据收集与利用的目的、范围、方式的权利，决定是否允许此种收集与存储的权利，要求查询与对错误或不完整数据进行更正或删除的权利，以及对于未经同意而收集或使用个人数据的行为要求停止侵害、并对因此造成的民事权益受损的情况要求赔偿的权利。

被收集方与收集方的共有权利则主要发生在数据的使用与转让方面。

在被收集方同意收集方对个人数据进行记录与存储并因此实际产生个人数据时，双方均可在合理范围内使用该数据；若在被授权的范围之外使用，则具有违法性。

在转让方面，则需被收集者与收集者的一致同意。第三方未经双方共同同意而获取相关数据并用于商业目的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收集方与被收集方都有权诉之于法律，这对于解决此前出现的企业数据之争，如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案、今日头条与腾讯的数据争夺战等都具有正面意义。

数字平台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

数据经济下，数字平台具有寡头垄断的特征，往往形成“赢家通吃”的局面。

平台之所以能够成为市场寡头，是因为其通过自身营造的网络生态系统吸引千万流量、汇聚海量信息，进而形成强链接的网络效应，涉及到了通讯、社交、阅读、支付、购物、交通出行等市场。

因此，数据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对数据的控制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及转换成本，带来了赢者通吃的局面。如果任由平台集中数据影响行业的正常竞争秩序，将丧失数字经济的发展先机。

目前，拒绝分享数据成为反垄断法问题。国内平台竞争案例中，大型数字平台各自拥有的多个场景和领域，但是具体的应用程序相互不支持，加大对外链的管理，使得各类产品分享受到影响。

比如，今日头条与腾讯之间的反不正当竞争诉讼、微信拒绝飞书、钉钉的远程会议链接等等。数字平台通过技术端口的流量，阻碍了不同平台的不同产品的数据开放和共享，影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评价贡献，凸显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流量竞争的法律风险。

数字平台反垄断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数据生产本身的特殊性质使得其支配地位形成机制区别于传统行业。这种支配地位的形成大多数情况下来源于先发优势带来的“赢者通吃”，而并不一定来源于价格或质量优势。

通常情况下，网络产品的价值随着使用的用户增加而增加，对新用户的吸引力也就越强。一旦消费者习惯于他们选择的数字产品，则很难替换使用其他产品。用户因为交易成本、学习成本、合同成本等转移成本被“锁定”在固有平台上。继而产生需求方规模经济，最终形成市场支配地位。

同时，用户锁定效应的形成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导致市场准入变得困难，从而减少了竞争对手，进一步巩固了现有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

如今，数字平台已将影响力直接渗透到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因此，剥夺了特定主体的数据权益，极易导致大型数字平台出现“太大而不能倒”，最终使得所有参与数据交易的主体受到损害。

比如，2020年南山区法院在未清楚调查腾讯与老干妈之间的事实之前，使用国家强制力进行诉中保全。这些案例其实是数字平台全方位渗透社会生活能力强的体现。

而这就引出一个悖论：尽管这些数字平台免费服务，但他们的资源却又俯拾即是，数字平台垄断对社会生态的渗透之彻底可见一斑。

创新驱动发展是五中全会重要的一个方面。国家这一轮科技创新，就是要全方位整合社会力量，全面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整体国家实力。

数字平台不仅需要科技创新能力，还需要创新要素的聚集能力、转化能力、市场化转变的利用能力。

因此，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应借助创新服务，大力推动数据要素最大限度地聚集、转化和利用，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的创新；但另一方面，也要采取措施，制定数字平台反垄断政策，防止大型数字平台做大以后限制竞争的现象出现。

（作者杨东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区块链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