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简介】

李某（男）与马某（女）于2012年登记结婚并生有一女。婚后李某与异性罗某存在不正当交往，导致罗某两次怀孕。2017年1月，李某与马某签订婚内协议一份，约定今后双方互相忠诚，如因一方过错行为（婚外情等）造成离婚，女儿由无过错方抚养，过错方放弃夫妻名下所有财产，并补偿无过错方人民币20万元。协议签订后，李某仍与罗某保持交往，罗某于2017年7月产下一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离婚，马某同意离婚并主张按照婚内协议约定，处理子女抚养和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判决结果】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与马某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应准予离婚。上述协议中，关于子女的抚养约定因涉及身份关系应属无效；关于财产分割及经济补偿的约定系忠诚协议，不属于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夫妻财产约定情形，马某主张按照婚内协议处理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无法律依据，但考虑到李某在婚姻中的明显过错等因素，应对无过错的马某酌情予以照顾。综合考虑孩子的成长经历、双方收入水平、家庭财产来源等情况，判决女儿随马某共同生活，并由马某分得夫妻共同财产的70%。

一审判决后，李某、马某均提起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解读】

现代社会，不少青年男女在结婚前后会采用书面方式签订“忠诚协议”，因违反此类“忠诚协议”而起诉要求赔偿的案件频频发生，引发很大争论。本案中人民法院对“忠诚协议”的效力持否定态度，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主要观点，但部分法院也曾作出完全相反的认定。

关于“忠诚协议”效力的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忠诚协议”并不违法，因为夫妻忠实本来就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协议双方把法定的义务变成了约定的义务，法院应当予以认可。

另一种观点认为，婚姻本身即契约，一方在背叛对方之前，就得考虑违约所要付出的成本。在没有具体协议约束的情况下，双方承担的是道德义务，是不确定的。一旦签订了协议，就将隐性化的道德成本显性化了，当事人就会三思而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协议对于维系婚姻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

也有观点认为，婚姻法第4条规定“夫妻应当相互忠诚”意在提倡而非法定义务。法律允许夫妻对财产关系进行约定，但不允许通过协议来设定人身关系。人身权是法定的，不能通过合同来调整。

还有观点认为，夫妻之间的“忠诚协议”应由当事人本着诚信原则自觉履行，法院不能赋予“忠诚协议”强制执行力。因为“忠诚协议”要获得法院赋予的强制执行效力，必须经过一系列的查证举证程序，法院必然面临尴尬而危险的举证困境和一系列社会负面影响。另外，“忠诚协议”更多可能是情绪化的产物。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宜一概否定“忠诚协议”的法律效力，其中的“出轨赔偿”“出轨净身出户”等条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认可其效力并不存在明显障碍，但一方以“忠诚协议”为依据请求赔偿的，应当以出轨导致离婚为条件。

根据民法典第1065条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规定，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属。而对于“忠诚协议”中的“天价”赔偿条款将明显导致一方生活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作出适当调整，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对财产作出处置。

另外，笔者认为，虽然青年男女通常会在情绪化的情况下签署“忠诚协议”，但并不意味着情绪化的承诺就不需要履行，作为具备完全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明白承诺的意义并尊重婚姻。

（作者系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