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十九路军闸北防线展开进攻，其后战线一直延伸到上海郊区的江湾、吴淞、浏河、嘉定、南翔、真茹等地，战火几乎覆盖了上海租界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给所在地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1935年10月21日，鲁迅与内山完造（左一）、野口米次郎（右一）摄于上海闸北六三园

这场局部战争虽然只延续了34天，但显示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激起了全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御侮的民族精神，为5年以后的国家全面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我们从鲁迅一家的避难与脱难过程中，可以感受到这场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和对鲁迅民族主义思想形成的巨大影响。

北四川路的日军暴行

1932年1月28日深夜11点30分，日本陆军大佐鲛岛率领8辆战车和千余步兵，横穿北四川路从虬江路向宝山路发起攻击；另一路集结在日本人小学和福民医院内一个大队的日军则横穿马路从秦关路向驻守在宝山路的十九路军展开攻击———“一·二八”淞沪抗战全面爆发。

28日深夜日本人发起的这场战争并没有按照日本军队预期的那样发展，沿北四川路往西进攻的三路日军均遭到了十九路军各部的迎头痛击。在头三天的战斗中，日军不但未能攻破宝山路一线阵地，反而损失了很多日军性命。由于连遭惨败，为了巩固后方，日军开始疑神疑鬼，惊惶失措，策划实行“一清视线，二清埋伏”战术。2月29日凌晨3点左右，日军攻击受挫，便纵火焚烧淞沪铁路两侧的民居。一时间，从南到北，从北四川路往西沿淞沪铁路两侧一带烈焰冲天，幢幢民居化为灰烬。不但如此，稍后几日，日本宪兵队为了清理他们眼中的所谓可疑建筑，也开始在北四川路及其附近的东体育会路、欧嘉路（今海伦路）、狄思威路（今溧阳路）、东宝兴路等地大肆烧毁建筑，众多当地百姓四处奔逃，无家可归，有些甚至被烈火和枪弹夺去了生命。

另一方面，为了所谓的“清理埋伏”工作，日本宪兵队开始任意搜捕，随意残杀上海百姓，虹口居民几乎全成了日军眼中的便衣队，北四川路一带尤其为甚。战争爆发之初，作为中国人民的一个好朋友，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就住在北四川路路底，到处去保释被日军抓捕的中国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花甲录》里完整记载了挽救周建人的情境：

……我回店里，大家才放了心。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着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属。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以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了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地审问，统统都在私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

事实证明，内山完造关于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意残杀无辜百姓的回忆是正确的。“一·二八”抗战爆发最初的六七天内，北四川路一带被日军枪杀的就不下40余人，被拘捕后下落不明者更是不计其数。武昌路上的三元宫、北四川路上的东洋大戏院、广东大戏院和日本小学都成了日本宪兵肆意拘捕、蹂躏和残杀中国人的场所。1932年2月3日，新闻从业人员蒋廉外出办事不幸被日军便衣队搜查，指为军事密探，关押在黄埔码头的铁驳船上，他脱险后回忆：“船上押着135名中国人，均被双手反缚，蜷缩舱中，血染全身。4名日军武装陆战队员日夜看守，严密监视，并用刺刀铁棍任意凶殴，两天内有70人被日本兵押上码头斩首或枪毙。”

王阿发是一个黄包车夫，战争开始不久即被日便衣队拘捕，禁锢在武昌路（北四川路支路）三元宫内（日军司令部所在地），后设法从该处逃了出来。他向人诉说：

该处日兵二十人，押有我国男女同胞三百余。对我同胞备极虐待，勒令跪地，任意用铁棍毒击。被击落者轻则血流遍地，重者骨碎目突。更用雪亮犀利如割稻用之镰刀，由颈项拉割衣服，直至小腹以下（盖解纽扣迟慢，故用镰刀割也）。因之有胸腹割破，肠流血涌，满地哀号而死者，为状奇惨。（日军士兵）对我女同胞百般侮辱，迫令全身衣裳脱去在地面旋滚。日兵则骑其背，挞其身，以为笑乐。……可怜我妇女求生不得，觅死无从，哀啼惨号，不忍卒睹。（《日本侵略淞沪暴行之真相》，上海同志出版社，第22页）

北四川路西边宝山路、柳营路和北边江湾地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大大出乎日军的预料，尤其是距离北四川路底西边不远的八字桥争夺战，日军久攻不下，战线一直无法向西、向北推进。战事拖得越久，日本军队对北四川路一带的破坏就越严重。战后统计，“一·二八”抗战期间北四川路有文献可查被杀的无辜群众就多达600余人。整条北四川路十室九空，居民坐不安席，一日数惊，纷纷逃往外埠或公共租界。在枪炮声连绵不绝，到处都是火光冲天，个体生命完全得不到保障的背景下，作为住在北四川路路底的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从未亲历战争残酷的鲁迅和周建人两家人也难逃厄运，受尽了地狱般的灾难洗劫。

1932年中日战争中虹口居民拥入对岸租界

鲁迅的避难与脱难

鲁迅是1930年5月12日，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和左联活动被国民党密令通缉迁入北四川路194号的拉摩斯公寓的。此处北临北四川路，对面是工部局学校，西北斜对面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鲁迅的住处是A3楼4室，此住房是以内山完造的名义租下的。1932年1月下旬，由于日本连日不断派海军到上海增援，又向上海市国民党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北四川路路底的形势已相当紧张，不少人仓皇迁徙。

鲁迅本来是没有打算离家避难的，只是让许广平多买些食品。28日深夜，鲁迅正在自己的公寓书房里伏案写作，忽然对面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灯火尽灭，从院子里开出一辆辆汽车和战车急速向南驰去。许广平在她的《内山完造先生》里说：

未几就隐隐听到枪声，由疏而密，我们跑到晒台，看见红色火线穿梭般在头顶掠过，才知道子弹无情，战事已经发生了。急退至楼下，就在临街的大厅里，平日鲁迅写作兼睡卧的所在，就是书桌旁边，一颗子弹已洞穿而入，这时危险达于极点。

对于这次事件，24天之后，鲁迅写信给许寿裳，也作了描述：“此次事变，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线中，血刃塞途，飞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

29日，鲁迅一家在“终日枪炮声中”度过一天。30日早上天微明，大队日军前来检查。因一家都是妇孺老弱，鲁迅躲过一劫。因为拉摩斯公寓住的只有鲁迅一家是中国人，其余都是外国侨民。为了躲避放枪之嫌，下午，鲁迅一家“只携衣被数事”，搬到内山书店的楼上避难。周建人和他家的女工被内山完造救下后，因住处在战事一线无法回去，也在内山完造家里落脚。这样鲁迅同周建人两家10口人不得不挤在内山书店的三楼上，过着大人、小孩和女工几个人挤在一起的生活。窗户是用厚棉被遮住的，室内暗黑沉闷，大人们待在斗室中照顾着小孩不哭不闹，室外街头沙袋旁守卫日军的踱步声清晰可见。许广平说：“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饱尝了侵略者加给我们的窒息难忍的压迫。大家都默默无言的，然而又互相领会其情地过着日子。这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时时纠缠在一起向心头猛地袭来，真是不好过极了。”

2月6日，旧历正月初一，在内山书店的楼上度过了艰难的6天之后，为了安全起见，鲁迅、周建人两家人和家里的女工在镰田诚一的陪送下迁避苏州河南岸的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二楼。10人一室，席地而卧，其艰苦的程度，一言难尽。但无论如何，脱离了战区，两家人的生命总算有了保障。鲁迅一家危居战事前线，生死未卜，好友许寿裳十分担心，专门致电在上海的陈子英探询鲁迅下落。陈子英为此专门登报找寻鲁迅，鲁迅在内山书店支店住下两周之后才有机会拜访子英，通报安全。

鲁迅和周建人兄弟在内山书店支店住了一个多月，3月10日战争结束，镰田寿从日本回来，带着礼物到内山书店支店来看鲁迅，见“鲁迅一家睡在地板上，连床都没有，生活实在很苦”。当时远在日本的内山完造不知道上海的情况，要求镰田寿开张因战事停业的三马路内山书店支店，但面对困境中的鲁迅，镰田寿真的“不忍心把老板的意图告诉他，那种困惑的感觉至今难忘”。

3月13日，鲁迅因海婴出疹子搬出内山书店。3月14日下午，鲁迅与家人“复省旧寓”，次日在“夜寄季市信”中说：

昨去一视旧寓，除震破五六块玻璃及有一二弹孔外，殊无损失，水电瓦斯，亦已修复，故拟于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过四川路桥，诸店无一开张者，入北四川路，则市廛家屋，或为火焚，或为炮毁，颇荒漠，行人也复廖廖。如此情形，一时必难恢复，则是否适于居住，殊属问题，我虽不惮荒凉，但若购买食物，须奔数里，则居大不易耳……乔峰寓为炸弹毁去一半，但未遭劫难，故所失不多，幸人早避去，否则，死矣。

这是鲁迅写给友人的信中描述的北四川路被战火毁伤的真实场景。但鲁迅看到的是表面现象，实际情况要惨烈得多。北四川路西侧东宝兴路上的中共四大会址就是在这次战争之初被日军炸毁的。鲁迅来上海最早光顾的北四川路虬江路交界处的“沪上贵族式的上等影戏院”——号称“东方第一剧院”的奥迪安大戏院，硬生生被日军便衣队纵火焚烧，变为一片废墟。

位于北四川路路底的中华学艺社，是国内著名学术团体之一，社员大半为留日归国之士。位置就在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西北面，离鲁迅寓所也仅有200米之遥。

2月2日我军进攻北四川路路底，日军败退时纵火焚烧了中华学艺社，该社所藏和社员寄存的近40余万价值的专门图书、手稿资料均成灰烬。中华学艺社的专业图书同宝山路东方图书馆的珍本图书一起被毁，是这次战争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这场战争，叶圣陶、沙汀、艾芜等人被迫离开北四川路的原住所，周建人也因所服务的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被彻底炸毁，工作无着，鲁迅不得不写信托人为之找寻工作。

战争激发了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

“中华连年战争，闻枪炮声多矣，但未有切近如此者。”这是2月29日鲁迅给李秉中写信陈述对此次抗战的真实感受。经过这次战争的洗礼，国破家亡的切身体验使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彰显。2月4日，鲁迅即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43人联名在《文艺新闻》发表《上海文化界发告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暴行，呼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化团体及作家们：“立即起来运用全力，援助中国被压迫民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屠杀，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世界革命的战争。”2月7日，鲁迅再次同茅盾、陈望道等129名文艺界人士一起发表《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强烈抗议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的侵略暴行。

鲁迅这一生既经历了八国联军侵略瓜分中国的事件，也经历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列强对清政府的战争、侵略、瓜分数不胜数，鲁迅的感受特别强烈。所以早1908年，鲁迅就在他的《破恶声论》里面专门讲了“批判‘崇侵略’”问题。参加“左联”之后，鲁迅早已是一个革命的民族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群情激昂，鲁迅就写了《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友邦惊诧”论》等文，歌颂东北抗日军队的英勇抵抗，猛烈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和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以声援学生的反帝爱国斗争。“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国内民族矛盾上升，这一次给鲁迅思想带来的震动影响至深。

3月1日中国守军退出上海防线，“一·二八”抗战结束。国民政府于5月5日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此事没过多久，蒋介石就推出了他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加强了对红军的围剿，国内阶级矛盾再次上升。但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本性的认识并没有受到多少影响，继续参与了各种抗日活动。1932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鲁迅联合柳亚子、茅盾等57人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家为中苏复交致苏联电》，表示热烈期盼中苏两国的作家和一切文化工作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战线上亲密携手。1933年下半年，世界反战会议组成由巴比塞领衔的代表团，前来中国出席远东反战会议，鲁迅联合茅盾、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105人签名发表了《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拥护。8月18日，鲁迅、茅盾和田汉3人更是不顾当局的严厉打压，公开发表了《欢迎反战大会国际代表宣言》，对国际反战大会远东会议在上海召开，和参加会议的国际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的爆发，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深入人心，左联和上海的左翼文化活动获得了一个团结民众调整文艺斗争策略的最佳时间，不久即迎来了1933年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期，左翼文学、左翼电影、左翼美术得到了一个四面出击蓬勃发展的窗口期。作为“左联”的旗手和主将，鲁迅尽管花去大量精力投入到意识形态上的文艺斗争，也参与了不久发生的“左联”同“第三种人”的论争，但鲁迅的民族危机意识从未松懈。从1932年出版的《南腔北调集》到1936年的《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有关民族危机问题的杂文不断增长。《我们不再受骗了》《论“赴难”和“逃难”》《九一八》《观斗》《航空救国三愿》《战略关系》《伸冤》等诸多文章，一次又一次地敲响了民族存亡的警钟，鲁迅毫无疑问地成为抗日作家的旗手。

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是1934年初由内山完造介绍鲁迅相识的，之后多次要求鲁迅写文章投向日本读书界。1934年之后的3年间，鲁迅给改造社的《改造》月刊写了《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我要骗人》等多篇文章，间接或地直接警告日本军国主义不要有侵略中国的野心，因为侵略者没有好下场。

在个人交往方面，随着民族生存危机的来临，鲁迅越来越显示出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1934年11月下旬，东北流亡文艺青年萧军、萧红联系上鲁迅来到上海，鲁迅亲自为他们的作品《八月的乡村》《生死场》作序言，支持他们的作品出版，使东北抗日题材小说在上海产生了较大影响。鲁迅给萧红《生死场》写序言是在1935年11月中旬，离开“一·二八”抗战已近4年，但他仍在《序言》开头中就描述了4年前自己火线中避难的情景，告诫国人在民族危难之时不能当看客，要有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勇于抗争。

1935年10月，日本诗人野口米次郎来到上海。在《朝日新闻》上海分社的促成下，由内山完造引荐他与鲁迅见了面。谈话是在北四川路底不远的江湾路六三园里进行的，两人杂谈了一阵之后，野口米次郎问：“日中亲善友好能出现吗?”鲁迅答：“要是有可能，那也完全是日本人个人的说法。”野口米次郎再问：“现在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最后要是没有安定群众的力量，那么适当的时候把国防和政治像印度委托给英国那样行不行呢?”鲁迅对于这种侮辱性的言辞，毫未动怒，极为冷静地说：“这么做来就有个感情问题。如果是财产同样化为乌有，那么与其让强盗抢劫而去，莫如让败家子用掉了好。如果是同样被杀，我想还是死在本国人的手里好。”

这是一次不愉快的谈话，显示了鲁迅的铮铮铁骨和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

(本文作者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