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1日出版的《大公报》（天津版）上，发表了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的一篇文章《文物·旧书·毛笔》，对当时的北平市政府“拨用巨款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的做法，表示不能赞同。在他看来，如果“身处太平年代，这种修饰也许还可以招揽些外国游客，得些外汇来使用”。但当时正值大规模的内战时期，“那辉煌的景象却只是战乱和饥饿现实的一个强烈对比，强烈的讽刺，的确叫人有些触目惊心。”朱自清还表示说，自己的看法“自然是功利的看法，可是这年头无衣无食的人太多了，功利的看法也是自然的。”况且，“照道理衣食足再来保存古物不算晚；万一晚了也只好遗憾，衣食总是根本。”这是他坚持“虽然也赞成保存古物，却并无抢救的意思”的观点的理由。

在文中，朱自清还进一步发挥说：“文物、旧书、毛笔，正是一套，都是些遗产、历史、旧文化。主张保存这些东西的人，不免都带些‘思古之幽情’，一方面更不免多多少少有些‘保存国粹’的意思。‘保存国粹’现在好像已成了一句坏话，等于‘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迷恋骸骨’‘让死的拉住活的’。”

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梁思成，大半生致力于古建筑的研究及保护工作，自然不能同意朱自清的观点，他一直极力主张保护北京的古建筑，维护老北京的原貌，并且他认为这种保护必须是一种整体性的全面的保护，而绝不能是某一点的零碎的保护。看到像朱自清这样在教育界、学术界和文化界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发表这样的文章，立刻引起了他的忧虑和不安，他在同年4月13日出版的《大公报》（天津版）上发表了《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一文予以辩驳。

对于朱自清认为如果身处太平年代还可花钱来修理和油漆北平的古建筑的观点，他用近十几年的事实反驳道：1935年，北平市政当局成立了故都文物整理委员会，负责修葺艺术价值高且亟待整理的建筑。至抗战开始时，已完成天坛、国子监辟雍殿、智化寺等数十个单位或景点的油漆工作，这其实是出于既保护古建筑的木料又满足民众期待的双重需求的结果。至于古建筑的修理，当时有一些机关团体在使用一些古建筑，例如故宫博物院、北海公园等，他们负有保护古建筑之责，也曾修缮了许多建筑物。

从长远考虑，梁思成进一步论述道：假设把北平的大量古建筑视作废而无用的古迹，从今不再整理，则二三十年后，所有的宫殿坛庙牌坊等等都成了断瓦颓垣，到那时，“即不顾全国爱好文物人士的浩叹惋惜，其对于尚居住在北平的全市市民物质和精神上的影响将若何？其不方便与不健全自不待言。”因此，他认为，抢救古建筑势在必行。

针对朱自清文中所说的“应该是保存只是保存而止，让这些东西像化石一样”的看法，梁思成作了这样的解答：“假使建筑物果能如朱先生希望，变成化石，问题就简单了。可惜事与愿违。北平的文物建筑，若不加修缮，在短短数十年间就可以达到破烂的程度。”“溃烂到某阶段时，那些建筑将成为建筑条例中所谓‘危险建筑物’……既不堪重修，又不能听其存在，必须拆除。”届时“费用可能增大若干倍”。到那时，“北平市不惟丧失了无法挽回的美善的体形环境，丧失了无可代替的历史艺术文物，而且为市民或政府增加了本可避免的负担。”“北平文物整理与否的问题，单打这一下算盘，就很显然了。”

对于朱自清特别强调的“衣食是根本”的观点，梁思成说：“今日的中国的确正陷在一个衣食极端不足的时期，但是文整工作却正为这经济凋敝土木不兴的北平市里一部分贫困的工匠解决了他们的职业，亦即他们的衣食问题，同时也帮着北平维持一小部分的工商业。”“钱还是回到老百姓手里去的。”

梁思成与朱自清在保护北平古建筑问题上的这场辩论，两人持有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截然相反，但由于他们都是站在民众的立场上，着眼点都是为了民众的大局利益。因此朱自清认真阅读了梁思成的反驳文章，认为梁思成既有理论上的严密解释和阐述，又有实践上的确切实例作有力佐证，不愧是一名严谨的学者态度，从此他对梁思成更加钦服，更加敬重了。

后来人们说，梁思成和朱自清两人都是“文人中的君子”，这场辩论堪称是“完美的君子之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