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应2020年12月5日结束的展览，因为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反响热烈，关注度持续增加，展期被延长至2021年1月3日。这就是正在中国美术馆举行的“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

“容庚先生是第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场展览既包括容庚先生各个时期所作书画、篆刻作品，又包括容庚先生及家属捐赠的青铜器、历代书画、丛帖、金石拓片、手稿、信札、文房印玺以及文献资料等，涉及门类极为广泛，涵盖了容庚先生最为精华的收藏。”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协副主席吴为山表示：“这些文物从不同侧面展示容庚先生学术、艺术上的成就，以及向国家捐赠个人收藏文物领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初拓毛公鼎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

“毕业论文”

在中国美术馆“有容乃大———容庚捐赠展”展厅中，悬挂着罗振玉先生送给容庚先生的一幅甲骨八言联，内容是：“告往知来为学日益，乐天安命于人无求。”

1922年，年仅29岁的容庚先生，与其弟容肇祖北上求学，7月3日，容庚先生携《金文编》手稿到天津专程拜谒著名金石学家、语言文字学家罗振玉先生，深得罗振玉先生的赏识。

当年9月，容庚先生忽然接到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马衡先生的通知，经罗振玉先生举荐，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破格录取他为研究生。直接从中学生变成研究生，这是容庚先生一生都引以为豪的事情。

1923年1月，30岁的容庚先生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上，刊登了《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和《金文编序》。同时，他在北京大学一边读书，一边继续校对《金文编》稿。

两年之后的1925年，在罗振玉先生的资助下，《金文编》由贻安堂出版。随后的1926年间，容庚先生被聘为燕京大学本国文字文学系襄教授以及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

现藏于中山大学古文字研究所的《金文编》手稿，可以说是容庚先生的“毕业论文”，被誉为金文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工具书。

在1925年印行第一版之后，容庚先生又陆续增补《三代吉金文存》等内容，于1939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第二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容庚先生又进行了大量增补，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印行了第三版。容老晚年时，在张振林、马国权两位助手协助下，又增订第四版。1983年，容老去世，第四版《金文编》于1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目前正在中国美术馆三层展览大厅正中展出的《金文编》手稿，于1923年6月完成，是《金文编》的最初版本。全书共四册，前两册为《金文编》，第三册为《金文编附录》，第四册为《秦汉金文录》。其中，许多页面上贴有容老后续增订时所贴笔记纸条。

除《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两部重要著作以外，容庚先生治学严谨、笔耕不辍，仅在此次中国美术馆展出中所现手稿，就有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飞白考》手稿、《颂斋书画记》手稿、《兰亭集刻帖考》手稿、《文字学残稿》手稿、《淳化秘阁法帖考》手稿、《论列朝诗歌与明诗综》手稿、《颂斋甲骨卜辞》手稿等一大批学术著作手稿原稿。

家学为基

容庚先生(1894-1983)，原名容肇庚，字希白，号颂斋，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城外旨亭街。

在中国近代史的风雨历程当中，广东一直走在思想解放的最前列，涌现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革命家、思想家。在书画领域，康有为倡导碑学的书学理念影响深远，以高剑父、关山月、黎雄才等画家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也极具变革精神。可以说，近代以来的粤地文化，以变革、创新为其最大特征。

容庚先生出生于东莞官宦诗书世家，莞城名门望族众多，容庚成长于容氏、邓氏两大望族之家。容庚的高祖和祖父都以教学为业，父亲容作恭喜治史学。母亲邓氏一族有治印的传统，外祖父邓蓉镜曾在翰林院广雅书院任职，四舅邓尔雅则是诗书画印的大家。在治学方面，家族中对容庚影响最大的当属邓尔雅，容庚先生常言：“没有四舅邓尔雅，便没有容庚。”

在中国美术馆展厅当中，即摆放着1920年邓尔雅为容庚所制“容庚之印”“容庚所藏殷周秦汉文字”印。据了解，2019年时，容庚家属曾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容庚先生珍藏的自刻印以及收藏的诸多印章。其中，包括寿山高山白冻石“希白”印，战国旧印刻容印“容庚私印”、寿山石“容庚所得金石”，寿山高山石“容庚私印”以及“容庚藏书记”“容庚藏金石文字记”“东莞容庚所藏金石书籍”等，共计177方。其中，邓尔雅为容庚所刻印章亦在其中，记载着两位先生的浓浓骨肉情谊。

邓尔雅先生才华横溢，参与组建了南社、国画研究会香港分社等知名的文化社团，容庚先生能够以《金文编》一举成名，离不开邓尔雅先生早期的引导、启蒙和授业。邓尔雅曾教授容庚习篆制印，在制印期间，由于工具书缺乏，容庚先生才立下要做古籍之志，从而促成了编撰《金文编》之始。

在书画方面，容庚先生受到堂叔容祖椿影响最大。容祖椿以花鸟画见长，少年容庚跟随习画，学习画史画论。1937年，容祖椿为容庚做画150余幅，容庚甚是喜爱，曾邀请启功等好友赏评。1943年，容祖椿病逝于香港，享年72岁。当年，50岁的容庚先生不仅编制了《颂斋印稿》，修订了《颂斋鬻书约》，还在书画创作方面颇有进益。仿照龚贤作《溪声山影》轴，仿照戴进作《湖山结夏图》轴，仿照李流芳作《秋山淡远图》卷，又临写沈周《吴门十二景》，临写《淇园肖影》竹谱册，临写《大涤子山水》卷等。

容庚先生一生治学，主要是在两个领域，一是金石，一是书画。此次参与展出的不仅有容庚先生临仿古代作品，还有诸多珍贵的古书画原作。例如广州艺术博物馆所藏南宋《云山图》、明代董其昌草书《王维诗卷》、明代沈周《吴门十二景》、明代绢本黄道周《草书册》、清代傅山楷书扇面、清代王翬《观瀑图》、清代居廉《仕女图》、清代张之洞《楷书七言联》、清代刘墉《行书七言联》以及郑孝胥、康有为、梁启超等近现代学者手书真迹等等。

古器收藏

1927年6月1日，容庚先生写下这样一段话：“王国维来，久谈。”容庚先生在日记中写道：6月2日，“王静安于十时许投昆明湖。”6月3日，“七时许到颐和园哭视王静安。尸卧鱼藻轩，掩以破席，状甚凄惨。一时半其儿子始来。”并附录王国维遗书。

在中国美术馆展厅中，还悬挂着王国维送给容庚的一幅小诗，诗作以中楷书写，笔墨严谨、清秀有力。诗中写道：

酒为春寒潋滟斟，昔年宾客昔园林。马行灯火寻常事，触忤东坡感旧心。

清欢一夕付东流，投老那能遣百忧？记得前年披画读，风灯过眼雪盈头。

王国维在书尾款识中再记：“丁卯花朝后五日，雨雪盈寸，为希白仁兄书蓼园题画二绝句，观堂王国维。”

丁卯年就是1927年，希白仁兄是指容庚先生。容庚先生曾在纪念王国维先生的文章中写道：“民国十二年夏，先生来京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开欢迎会，余得趋谒焉。”这是容庚先生第一次认识王国维。“冬，《金文编》写定，就正于先生，先生为举正四五十事，自是过从日密。”王国维先生曾与容庚先生唱酬吟咏，论道研学，并对《金文编》提出过建议和意见，两位先生交往之深、感情之笃，为后世学人所称誉赞叹。

值得后人深思的，还有容庚先生之后的做法。自王国维先生死后，颇有以无稽之言，妄相推测者，然而，容庚先生从未对任何人提起王国维先生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他嘱托过什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英杰说：“容庚先生曾说：‘对于王国维先生，最重要的是继承他的学问，发扬他的学问，其他的无稽之言都要禁止。更值得称赞的是，容庚先生在晚年将这幅珍贵的书法作品捐赠给广州艺术博物馆。”

1928年，35岁的容庚先生重编《王国维宋代金文著录表》，并刊登于《北海图书馆月刊》第1卷第5期。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年，容庚先生被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他还购买了昜儿鼎、三羊镜等，容庚先生曾说，这是他第一次购藏古器。

容庚先生曾这样记述这次经历：“美人某将返国，属余伴游古玩肆，得《西清古鉴》著录之昜儿鼎。”1928年4月28日，容庚先生在尊古斋购得昜儿鼎，当时他的工资是360元，购买昜儿鼎的费用是50元。这是容庚先生收藏青铜器的开始，目的则是为了防止文物外流，利于学术研究。

此后，容庚先生购买古器与研究学术同时进行。1929年，容庚先生作《西清金文真伪存佚考》《评〈猷氏集古录第一集〉》，并在北平古物陈列所、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制《宝蕴楼彝器图录》，同时，容庚先生代燕京大学向德宝斋以千元买得甲骨1200片，又以此为基础编写《殷契卜辞》。

1930年，容庚先生与董作宾往旅顺访罗振玉，借《秦汉金文拓本》，编制《秦汉金文录》；后又作《答商承祚先生评〈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先生与商承祚先生是至交好友，有很多相似点。”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说：“两人既是学者，又是书画家、书画鉴藏家，对青铜器、书画鉴藏都有相同的爱好，两个人最重要的共同点，是他们有共同的朋友圈。”

此后的1931年，容庚先生与顾颉刚、洪煨莲、吴文藻、郑德坤、林悦明等人赴冀鲁豫三省进行考古考察；又与徐中舒、商承祚等人赴沪拍摄善斋刘体智所藏彝器四五百件，并获赠全形拓本300余幅。由于藏品激增，他自谓为“不啻贫儿暴富矣”。这一年，容庚先生所著《秦汉金文录》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中国文字学形篇》由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石印出版。

1935年9月，容庚先生与董作宾、商承祚、容肇祖、徐中舒、张荫麟、郑师许等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考古类社团“考古学社”。又与张荫麟、顾颉刚、洪业及容肇祖诸人于《大公报》创立《史地周刊》。

随后，容庚先生在《考古社刊》上发表了《〈善斋彝器图录〉序》《宋代金石佚书目》等文章，又敦促考古学社印行《二王墨影》，并居中联络当时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洽购刘体智善斋所藏古器，堪称当时最大宗之文物交易。

悉数捐赠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推行公债。欢欣鼓舞的容庚先生参与了岭南大学中文系同学筹办的书画展览会。在会上，他不仅以书画铜器陈列，而且，与画家关山月、黎雄才、司徒卫，书法家商承祚一起即席挥毫，募得款项购共公债148分。同时，容庚先生报名参加广州市11所公私大专院校教师暑期研究会，系统学习辩证唯物论。并参加华南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届代表大会任特邀代表，被选为委员会委员。之后，又被广州市人民政府聘任为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聘任为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

1955年，容庚先生出席广东省政协一届一次会议，成为广东省政协委员。从1956年开始，容庚先生和家属一起开始将文物悉数捐赠给国家的壮举。仅1956年，容庚先生就将毕生收藏的近200件青铜器悉数都捐赠给国家，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其中，春秋晋国错金铭文栾书缶、越王剑、父癸簋、示鼎等均为国家一级文物。

1959年，栾书缶由广州博物馆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容庚先生成为迄今向国家捐赠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个人。

除了重要的青铜器珍品，当年，容庚先生还向广州师范专科学校（现广州大学）历史系、华南师范学院(现华南师范大学)分别捐赠了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和甲骨，作为教学教材之用。同时，也向广州美术学院捐赠一批书画作品，作为教学资料之用。

据统计，从1956年至1979年，容庚先生先后向广州美术馆（现广州艺术博物院）捐赠书画1083件。其中，中国画629件，书法410件，日本画5件，拓片8件，其他31件，这1083件书画珍品，是向国家捐赠古代书画最多的个人之一。

1988年，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刘九庵等人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一致肯定的容庚先生捐赠真品、精品绘画就有：南宋《云山图》；元黄公望的《溪山图》；明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明戴进的《山高水长图卷》（20米长卷）；明沈周的《吴门十二景册》；明文徵明的《金阊名园图卷》；明董其昌的《江南山水轴》；明赵左《溪山清远图卷》；明陈洪绶《花鸟十开》；清“四王”、吴历、恽南田等一批山水画。

同时，珍品书法还包括唐《敦煌石室写经》；明代文徵明、祝允明、倪元璐、王应华、陈继儒、董其昌、王世贞、彭睿的法书；清代傅山、朱耷、王时敏、王铎、金农、查士标、伊秉绶、邓石如、陈鸿寿、李文田、何绍基、陈澧的法书。

1975年，容庚先生向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捐赠大甲骨13片。1980年，容庚先生又向中山大学图书馆捐赠金石文字、书画、古文字研究书籍，古籍善本、拓片等，共计130多箱，10000余套册。其中，捐赠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善本中，就包括明嘉靖版重刊宋刻《宣和博古图》30巨册，光绪十四年（1888年）日本铜版《西清古鉴》24册，均为海内珍本。之后的1981年12月，国务院恢复估计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容庚先生被聘为顾问，同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容庚先生成为汉语文字学专业首批博士生导师。

期待纪念馆

在中国美术馆展厅最深处，有一幅容庚先生赠予女儿容璞的《炮仗迎春图》。此图画面以工笔细写花卉，精巧别致，上款为“璞女存念”。

自容庚先生于1983年去世之后，容庚先生家属继承其遗志，一直保持将容庚先生收藏品悉数捐赠的传统。1986年，容庚先生夫人麦凌霄女士捐赠广东省博物馆容庚拟《董玄宰冯青芳合作古木竹石卷》《金文条幅》。

1998年，容庚先生家属又捐赠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古籍善本，金石拓片，名人尺牍，往来信札，著作手稿、校本、刻本、抄本等，460个文物号。其中，《初拓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铭文拓》等从晚清至民国，包括陈介祺、周希丁等名家青铜器拓印作品，特别是青铜器全形拓十分珍贵。

2019年，由容庚先生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容庚先生珍藏自刻以及自己收藏的诸多印章计177方，中国美术馆认为容庚先生藏印作品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值得后人研究与国家珍藏。2020年，由家属向中国美术馆捐赠容庚书画作品5件，摄影图片文献78件以及容庚《颂斋藏印》原钤印谱一函四册。这件为容璞所珍藏留念的作品，也包括在内，悉数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容庚先生曾说：“聚实不易，散则何难？与其身后任其散失，不如现在就完整地献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前人的基础上做出更好的成绩来。”容庚先生不仅是一位鉴藏大家，也是一位学术泰斗和教育家、书画家、收藏家。在前后70年的时间里，容庚先生及家属将私人收藏大批量、无偿捐赠给国家，不仅展现了容庚先生的高风亮节，也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大爱”所在。容庚先生家属罗兵说：“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建设一座容庚先生的纪念馆，让学界可以对容庚先生的收藏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