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缘相接，水脉相连，多年来一直是缺水严重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地下水超采问题。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针对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作出重要指示，三地采取多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强力压采取得显著成效。全国政协也将“华北地下水超采与地面沉降治理政策研究”作为长期关注问题进行跟踪调研。

日前，京津冀三地政协再次围绕京津冀地下水超采联控联治在天津座谈协商。三地政协人资环建对口委员会、部分政协委员与水务等部门面对面沟通，希望凝聚共识，同心同向，形成针对性强、切实可行建议报送全国政协和三地党政领导，以强有力的“绿水青山大联动”行动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进展缓慢影响超采治理

京津冀地区以全国约2.3%的国土面积、不足1%的水资源，承载了全国8%的人口、9.5%的工业增加值、近26%的钢铁产量。水资源开发利用强度达到了106%，远超过世界公认的安全警戒线40%，以至于大部分支流长期处于断流状态。

当地表水不足以支撑生产和生活用水时，地下水成为重要供水水源被大量开采。

有数据显示，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地下水开采量快速增加，年开采量由200亿立方米增加至2017年的363亿立方米。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已形成20多个下降漏斗区，超采面积达到5万平方公里。地下水严重超采导致河湖水面萎缩、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对保障国家水安全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经调研，三地政协认为，目前京津冀地下水超采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在于产业结构及布局调整进展缓慢。

地下水超采严重区还没有切实践行“以水定产”的发展理念，设施农业、水产养殖、工业园区规模超出水资源承载能力；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不够，限制高耗水行业发展力度不够，超采严重区内工业和不合理灌溉用地下水还未纳入退减时间表。而农业灌溉水源转换难度大。调研发现，许多园区或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用水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很小，尚未控制地下取水总量，对全过程水管理的认识也不到位，对潜在的水风险认识不到位。

联控联治待加强

当前三地联控联治的现状如何呢？会议指出，尽管三地在一些领域和项目上开展很多水资源保护合作，但还缺乏区域战略协同、缺乏切实有效的联动协作以及缺乏经费保障。

调研发现，目前三地基于行政辖区的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式一直难以打破，上下游地区对地下水资源保护利用一体化的功能定位认识不清，产业布局不合理。

同时，三地在面积、人口、经济等方面相差较大，现状超采量也存在较大差异，受自身情况的限制，三地在飞地和交界地区的地下水超采防控防治工作中还存在时间节点不一致、步调不协调；加之三地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少地方政府难以提供长期有效的经费保障，迫切需要建立国家、地方、社会相结合的稳定的资金保障机制。

针对目前存在的状况，三地政协、委员专家、水务等政府部门达成共识：建议国家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把水资源特别是地下水资源作为华北地区最大的刚性约束，提高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与地面沉降综合治理工作。细化落实京津冀三地地下水超采部级联席会议举措，建立京津冀专项联系小组，联合设立治理工作办公室。进一步加强省市交界地区地下水超采治理的统筹协调、整体联动；依托京津冀三地协同会商平台，建立标准统一、时间节点一致的联控联治措施，通力配合执行、同步同向发力。

创新超采治理长效机制

会议强调，要创新京津冀地下水超采治理长效机制。

与会专家们认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属于公益性、基础性工程，要深入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调动社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吸引市场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通过经济杠杆促进节水压采。

要加快实现从供水管理向需求管理转变，从粗放用水方式向集约用水方式转变，从过度开发水资源向主动保护水资源转变，从单一治理向综合治理转变。加快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水权改革等体制机制创新，有效激发内在动力。建设基于物联网和大数据云计算的智慧化超采治理决策支持和效果评估系统，为超采治理从行政化走向科学化、精准化提供基础保障。

大家还提出，国家应加快推进南水北调中线后续工程和东线二期工程建设，进一步为地下水超采治理提供可靠替代水源，构建江水替换和回补地下水的政策体系，适当调减京津冀地区粮食生产任务指标。

三地政协希望用政协人的责任和担当，以“绿水青山大联动”，为京津冀绿色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