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阅读胡凤丹、胡宗懋父子文集时，发现其中有不少文章是清朝末年间他们与一些官员的书信来往，有些内容反映民生，是对时政的意见建议，仿佛瞬间就能把人带入清末金华社会风貌和官场生态，今天读来依然感到亲切。

胡凤丹文集

胡凤丹先生是永康人，清末藏书家、出版家。他1866年到湖北任职，开始创办崇文书局，后担任湖北督粮道。1877年，54岁的他辞官回到故乡，先是在杭州驻留两年，继续为编刻出版《金华丛书》而努力。1879年，胡凤丹在金华定居，建造“逸园”，内有十三万卷藏书楼。

第一封书信，是1865年胡凤丹在金华守制期间，给顾淡如先生写的。因母亲去世，胡凤丹从京城兵部道员任上回家乡守制三年。他目睹了家乡在内乱和灾害的双重浩劫下，社会秩序和百姓生活所遭受的严重影响，正着急上火时，突然得知好友顾淡如先生来金衢严一带任职的消息，积压多时的想法终于有地方可诉，于是，马上提笔给顾观察写信：

“最近翻阅省里的公文，高兴地得知您到衢州担任道台，叫我怎能不欢欣鼓舞。阁下作为朝廷特派的执法大员，体察民情，颁布八条章程，把朝廷的好政策落到基层，三座郡邑的人民将在您的荫庇下，生活吉庆和谐。我居住在家乡，固守着家门，无所作为，感到惭愧。今天想要对您说的是，敝郡征收钱粮的价格参差不齐，让百姓感到苦乐不均。在这满目疮痍、民力尚未复苏的时候，应当把安抚人民当作首要事务。银价贬值，粮价又居高不下，灾民苦不堪言，没有地方可以反映。请您务必先命令金华、衢州、严州三地的官署，按照宁波、绍兴的章程办理钱粮征收。减去一分额外的征收，就能解除一分民困，让百万生灵都受到恩惠。我这浅陋的献策，请求您采纳。”

顾观察收到信后，果然对胡凤丹反映的情况很重视，马上深入调查研究，并对一些税赋进行了调整。胡凤丹得知后，很是高兴，一不做二不休，又提笔给顾淡如写了第二封信。信的开头当然是感激和赞扬，为家乡有这样一位好官员而欣慰。但接着，胡凤丹又毫不客气地反映了第二件事：

“如今还有一事向您恳请，我郡向来便有丽正书院，是士子们讲习的场所，自从遭受兵灾，积攒的经费荡然无存，已经无法出钱用来考察学生的课业，房屋也多有倒塌，如果不及早修理，不仅难以重新翻修，而且就连现在仅存的几间破屋，也都要被毁坏殆尽。我曾经和徐少严知府多次商划，苦于本地民生凋敝，经费无处筹划，难以着手安排。前不久，我向蒋方伯谈到这件事，他答应拨给一笔款项用来兴修书院，然而士子们的学资依然没有着落。于是我想起，您是儒林的领袖，恩泽如及时雨一般远远地传播，要施行德政，一定先以文教为重。可否请求您，在从金华八县征收的钱粮赋税中拨给一些，签发存入钱庄，将产生的利息作为书院每年的学资，把这一举措长久地进行下去，一举两得，没有比这更简便的办法了，但是否可行，我不敢妄自论断，只是向来承蒙您的赏识，而且地方政务又没有比振兴学风更重要的了，因此我冒昧地向您陈奏，尽力献出自己这浅陋的见解，如果能得到您的采纳，那么很多士子都将会受到培养教化，您实在是功德无量啊！”

胡凤丹生性耿直，好交友，敢于谏言，这与他所处朝代的情势有关。清朝末年，随着国力的衰退，内乱不断，民不聊生，官员庸碌无为，百姓苦不堪言，在这个多事之秋，迫切需要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拯救国家。多年的从政经历，胡凤丹在官场积累了不少人脉，但这也是古人建言献策不可多得的一条渠道。

胡凤丹和胡宗懋父子塑像

第三封书信，是1906年胡凤丹的四子胡宗懋先生，给时任金华太守继绍庭写的。此时，胡宗懋先生在天津执掌北洋工艺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民族资本家。这年，胡宗懋回金华探亲，金华太守继绍庭来宗懋家拜访。席间，继太守说自己正面临的难题要向宗懋请教：“由于金华连年灾害，粮食非常短缺，百姓生活难以为继。开凿山地有碍水利，而务农又一定要广泛开垦，将如何才能使其两全呢？”离开宗懋家时，继太守留下了这道未解之题。

于是，胡宗懋经过深入地思考，认认真真给太守继绍庭回了一封信，信中说：“金华是一座以山地为主的郡邑，上自永康、武义，下至兰溪、汤溪，每年都有来自温州、台州的百姓，背着婴儿，一群群接踵而至地逃荒到这里，依靠着山而维持着生计。东阳江流经的地方，各种货物都依靠江水运输，但一到秋冬季节，江水枯竭，滩途变高，行船就像在陆地上一样困难，江流狭窄的地方，甚至还没有一寸之宽，而人们往往争着要先从这里经过，于是酿成斗殴，行旅之人为此叫苦。”

胡宗懋认为，如今民生凋敝已经到了极点，如果贸然捉拿开山的人，百姓必定不会答应，恐怕还会激起其他连锁反应，因此，迫不得已，从万难两全之中他建议采取两个方法：

一是推广植树造林以林养山。如果开山为田，所栽种的大多都是烟草、蔬菜、药材之类的作物，势必会翻掘土地，沙土松动上浮，一旦遇到雨涝，就随雨水顺流而下，实属有害。如果改种树木，无论茶树还是果树，不用到处砍伐，就能得到木柴和建材，土壤自身变得坚固，而且树根相互盘曲错落，枝杈参差伸展，即使春夏之交雨水连绵，经过树梢的阻挡，水流的势头也多少会有所减弱，这样就有用不完的木材，同时可以销售茶叶，从外邦那里获取利益。如果种果树，果品出售，就有加倍的利润。这是不垦辟的垦辟。

第二个办法是修筑先进的水利设施。山脚的田地如果多开挖沟渠，深度广度比其他的水沟加倍，来承受从山上流下的水，遇到淤塞就能立即疏浚。这项工程应该依靠本地的乡民通力合作，一年之中，每家都要修建自己田里的水道，用挑取上来的淤泥修筑池塘边的堤堰，所蓄积的水越深，遇到干旱，就可满足灌溉，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

除了这两种方法外，胡宗懋还建议再制定一个“带沙”规章。在滩涂淤塞最严重的地方，凡经过的船只，都要令其各自用囊装沙，运到低洼之处，使水流通畅。同时，由于上游的各座山丘改种了树木，又每年疏浚沟渠，那么泥沙自然就不会大批地流到溪滩，这样对农民和行船的人都有利，东阳江上的号子声就不会停歇下来了。

最后，胡宗懋还强调：“如果不这样做，就会铲平土丘，变成平地，土壤和石块杂糅，上游干涸变成滩地，下游受涝变成小洲，百姓的利益受损，明公您难道有意于此吗？”

从胡凤丹、胡宗懋父子俩的建言献计中，可以看出建言都是经过实地走访，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也能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为家乡发展、为解决百姓疾苦，表达出的迫切愿望和强烈责任感。尽管这些书信已经过去一个多世纪，但依然带有某种真实的温度，随着时间推移，更加历久弥新，值得细细品味。

(作者系浙江金华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