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华侨为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着这样几件文物，它们就是华侨这一群体为新政协的召开和新中国的建立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证明。

黄薇珍藏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

《美洲华侨日报》报道中的“五一口号”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为团结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即“新政协”）而提出的政治主张，被称为“新政协的邀请函”。

1947年下半年，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战场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号召。“五一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提出之后，得到海外侨胞的迅速响应。

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中，收藏着全套从1940年7月创刊到1989年停刊的《美洲华侨日报》微缩胶卷和绝大部分报纸的合订本。作为一份重要的海外侨报，自然对“五一口号”在海外华侨中的反响给予了重点关注。在1948年5月15日，《美洲华侨日报》就此在头版头条进行了报道。

《美洲华侨日报》1948年5月15日头条即为——香港5日航讯《香港南洋民主党派及团体申明同意中共号召》。在详细报道中，首先提及香港各民主党派，包括华侨政党———致公党通电一致支持中共，同意“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其后第二条为《星洲十万华侨响应中共号召》，报道中提到：5月4日，新加坡侨团召开大会，表示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120个华侨代表致电中共中央，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

这份《美洲华侨日报》，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海外华侨对中共“五一口号”反响之热烈，这也为新政协的召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事实上，“五一口号”不仅在民主党派和南洋华侨中反响强烈，在欧美华侨中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同样致电表示，中共“五一口号”“极符人民时势之要求”；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也致电毛泽东：“恳请先生即刻领衔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负责过渡之民主政权”；加拿大温哥华华侨民众社、美国纽约华侨妇女团体等也通电响应中共号召，表达了华侨的一片赤诚之心。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对于“五一口号”十分支持，从1948年8月开始为召开“新政协”积极奔走，并多次与毛泽东、周恩来书信往来，商讨召开“新政协”事宜。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中，就有3份来源于中央档案馆的仿真复制函件和文件，见证了当时的那段历史。

“新政协”会议上给毛泽东、朱德献旗的华侨女杰———黄薇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不少华侨也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代表，如陈嘉庚、司徒美堂等，也有为中国革命奔走的普通华侨热血青年，南洋华侨女记者黄薇就是其中一员。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的收藏中，就有这位杰出女性参与新政协的部分物品——代表华侨向毛泽东献旗的照片、参加政协会议的会徽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

黄薇，1912年出生于福建龙岩。1930年随兄长前往印尼，1934年去日本留学，1936年参加发起中共东京支部领导下的外围组织“留东妇女会”，并当选为该会领导人之一。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她在马来亚、新加坡以记者身份从事抗日宣传和募捐活动以支持抗日战争。1938年3月，她以新加坡《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国。同年5月参加“武汉战地记者团”去徐州前线采访，在《徐州突围》一书中有她写的《从火线到后方》一文。1938年6月，她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排下，以记者身份随“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到延安采访，三次受到毛主席接见。黄薇在3个多月的采访中，足迹遍及40多个县，采访了聂荣臻、贺龙、萧克、左权等八路军著名将领，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地方党政领导人，抗战中涌现出的英雄模范等等。她以所见所闻写成的百余篇通讯，或报道共产党领导群众英勇抗战，或揭露日寇在中国令人发指的兽行，或呼吁侨胞以药品等急需物资支援八路军。这些通讯先后在《星洲日报》《星洲晚报》连载了6个多月，许多华侨报刊纷纷予以转载，在海外读者中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后组织上安排她去往菲律宾，从事华侨中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1941年12月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2年1月后，历任《华侨导报》编辑、编辑主任、总编辑。1948年任新华社香港分社总编辑。

1949年9月27日，黄薇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向毛泽东、朱德敬献锦旗。

为了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黄薇的后人将其相关的物品捐赠予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远同梦———华侨华人与新中国特展”中，展出了黄薇参与新政协会议的部分展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诞生的见证人———彭光涵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和召开期间，许多华侨也参与其中。华侨彭光涵就是其中一员。

彭光涵，原名彭海涵，1918年出生，广东陆丰人。1928年，随家到南洋马来亚谋生。1935年，他参加共青团，1937年参加马来亚共产党。1940年回国，并转为中共党员。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6年到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到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

1949年6月16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光涵被任命为常委会第六小组秘书兼会议记录。该小组组员一共16人，包括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等。第六小组主要讨论新中国国旗、国徽、国歌的制定。

彭光涵拿着政协筹备会的介绍信迅速跑遍了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几乎北京所有的图书馆，全面收集各个国家的国旗资料。经过差不多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收集到了大部分国家的国旗、国歌。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成立的部分国家的国旗没有找到，彭光涵发动自己的关系，去找各国归侨了解，终于收集了大多数国家的国旗、国歌，为后来鉴选国旗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叶剑英提出，国旗、国徽、国歌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随后由郭沫若等人起草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经毛泽东修改后，从1949年7月15日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连续刊登8天。同时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也纷纷转载。其中对国旗图案的要求是：有中国特征；有政权特征；形式为长方形，长宽比例为2:3，以庄严简洁为主；色彩以红色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依照征稿要求，第六小组从2993幅国旗图案中筛选出50多幅作为初选图案。1949年9月上旬，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六小组又从50多幅初选图案精选出38幅作为复选稿，每幅都有编号，有简要说明，不写作者姓名，印刷成册，准备提交全体委员讨论。并挑选出“复字2号”和“复字4号”作为推荐图案。除了“复字2号”和“复字4号”，当时第六小组原打算推荐的还有“复字32号”。“复字32号”的原图是曾联松设计的。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第二天成立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彭光涵任秘书。1949年9月23日上午，全体会议分组讨论国旗方案。出乎意料的是，628位委员参加讨论，赞成两幅推荐图案的人数都没有超过1/3。

这时，离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的时间只有不到4天了。当晚，彭光涵受委托就当天讨论情况向周恩来紧急汇报。彭光涵此时向周恩来推荐的是32号图案。周恩来说“好，那就这样吧，你给我画一个这个旗子，比较大一点。第二个给我做一面旗子，做一面最大的旗子，用最好的材料”。

彭光涵晚上就加班设计画图，一直持续到天亮。1949年9月24日一大早，彭光涵就来到了北平大栅栏的一家制旗店。制好旗后，彭光涵直奔中南海，在下午4时准时亲手把旗交给周恩来。

彭光涵的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任命书和他关于新政协国旗、国徽、国歌分组讨论会的记录本封面

1949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讨论和表决国旗方案时，一面五星红旗展现在主席台前，这面五星红旗正是彭光涵9月24日在大栅栏赶制出来的“复字32号”。大会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1950年，彭光涵在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担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筹建期间，彭光涵将自己革命生涯中部分有纪念意义的物品捐赠给了博物馆。

（作者系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藏品部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