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协委员 沈莹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新增了53个普惠性托育点，明年计划再建50个。问题是够吗？

现实不容回避，我国自开放二孩政策后，由于缺乏其他鼓励政策和供给服务，导致了目前的生育率和出生率并没有预期的明显提升。在1月24日下午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中，与会的委员们“切了一个小口”，直击核心问题——社会化托育服务很不够。

“适龄女性不是不能生，而是不敢生。”周平委员说：“适龄女性最常说的就是‘谁来带？’，许多家庭特别是职场女性，最怕的就是孩子出生后的抚养和教育问题。自己带，需要牺牲职场放弃事业；老人带，理念不合激增家庭矛盾；阿姨带，品格、专业能力不放心，经济负担重，还不稳定；机构带，价格昂贵，市场资源也极缺乏。”

“谁来带”这个话题怎么回答？我恐怕是回答不了。但我知道，继续依靠老人或保姆带孩子的模式，已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现状的需求。中国将来急需大量的托儿所，否则，中国妇女将不得不在生育和职业之间做出艰难选择，而中国的新生儿出生率也将难以回到健康的水平上。

有委员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很多家长会阻止幼儿玩泥巴的行为，但是宝宝的智力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开发出来的，如果被限制，将不会通过触摸和摆弄这样的行为来认知世界。不科学的早教方式会影响幼儿的智力、心理的良好健康发育。”

早期教育是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中重要的环节，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很重要。我在此前的调研中了解到，目前市场上招收3岁以下儿童的幼儿机构，多是社区家庭式小托班、小饭桌形式，但这类机构大多存在安全隐患。且这类机构目前在我国并不被政策允许，涉及查处风险。要解决0至3岁婴幼儿托管难问题，政府必须重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一规划。

在讨论中，金炜委员的看法是，目前上海2500万人口，加上外来流动人口，仅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恐怕托育需求是无法满足的，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应该带头解决员工的托育问题。

喻荣军委员对此也表示认同，“希望街道社区、妇联工会、企业、机构等共同发力，打造出普惠性、特色性等各种类型的托育服务。”

概括起来，大家在讨论中形成的观点是：公立、私立两手抓。在政府的支持下，首先投入建设一批公立的、专业性强的、有专业资质的幼托班，然后再动用社会资本，结合街道社区的资源；对于早期教育的师资力量需要筛选和培养，在大中专师范院校开设早期教育专业是一种可行性的方案。从长远考虑，建立一支观念领先、业务精湛、道德高尚的低幼儿童教育师资队伍，就必须采取学历教育形式。

聊到这里，徐世平委员插了句题外话：“除了低幼儿童教育师资的培养，还有老人的护工的培养，也亟待重视。”虽然是另一个方面的建议，大家也甚是赞同。

委员们的意见建议都颇有见地。我觉得，幼托班的推广和建立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人文情怀、体现有温度的城市精神，从而更好地留住海内外优质人才，共同建设我们的幸福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