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增速比投资低了6.8个百分点。这导致全年最终消费下拉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消费恢复滞后，除了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外，还存在一些深层次因素。一是家庭负债上升较快，对消费的挤出效应明显；二是收入差距扩大，使消费倾向较强的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有所下降。”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表示。

王一鸣认为，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看，我国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扩大投资的办法，如以前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基建投资，这次应对疫情又扩大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但随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边际效率已明显下降，通过负债扩大投资还会增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潜在风险。事实上，2015年以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稳定在60%左右，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然而，我们在引导和扩大消费方面，办法不多，采取的措施效果也不甚明显。消费恢复滞后，最终会传导到生产领域，从数据上看，企业库存和应收账款都在增加。

那么，如何进一步扩大消费？王一鸣表示，建议把扩大消费作为宏观调控和需求侧管理的重点，研究出台促进消费的一揽子政策。短期来看，一是要稳定大宗消费。汽车消费已经开始反弹，要顺应这个趋势，推进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并鼓励新能源汽车消费；二是要顺应“90后”“00后”逐步成为消费主力军的趋势，鼓励发展新型消费业态，促进新型消费扩容提质；三是控制好高房价和居民部门高杠杆，避免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90后’是消费的主力军，也是购房的主力军，如果每月房贷压力很大，就会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王一鸣补充道。

“短期的刺激政策随着经济回归常态往往会带来后期的消化压力。”王一鸣认为，扩大消费应更多依靠改革和制度性安排，比如，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简化社保参与、转移、接续等手续，加快实现社会保障全覆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扩大消费的内生增长机制，释放我国巨大的消费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