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参观南通博物苑，对张謇兴办实业、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成就作了很高评价。

张謇逝世以后，他儿子张孝若1930年9月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1931年10月又在该书局出版了《张季子九录》。但这两部书都不包括“张謇日记”。直到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謇日记》（影印本），“张謇日记”才得以公之于世。

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

手稿后半部回故里

“张謇日记”手稿始于1873年，张謇20岁；终于1926年，张謇去世，共28册。其中第十册(31岁至32岁,由1883年至1884年)，第十五册至二十八册（40岁至74岁，由1892年至1926年），这15册“张謇日记”手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几经辗转，保藏于南通，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的《张謇日记》就是据此为底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大生公司董事王象五（后为南通市政协委员）在上海向张謇长孙张融武借“张謇日记”手稿15册（即现藏南通的15册）阅读。因张融武滞留香港，王象五无法归还，将手稿带到南通，交给时任南通市委统战部部长的王敏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王敏之从事地下工作，曾以张家亲戚身份为掩护借住在张家，因此对张謇的历史非常熟悉，他认为“张謇日记”是难得的珍贵史料，应好好保存，便将手稿交给市委征集史料办公室副主任穆烜保管。穆烜从事地方文史工作，深感保护文献的责任，“张謇日记”手稿是稀见文献，史料价值难以估量，但保管不易，最好的办法是出版出来化身千万，也能供广大研究者和读者使用。于是他征得王敏之同意，向市委写了申请报告，经市委批准，该手稿1962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

穆烜送手稿到南京，为将手稿安全送到出版社，他专门请木工量书定做了一个小木匣，装了搭攀锁，把手稿锁在木匣内，出门坐船乘车住招待所，到出版社制版，人和木匣形影不离，晚上睡觉也放在枕头边。《张謇日记》出版后，原手稿如何处理？经南通市委有关部门研究后，决定仍归还张謇后人保管。当时在南通的张謇孙女张柔武表示，只要给她几套书，供其自己看及送人，手稿还是给图书馆保管好。于是，这批张謇日记手稿15册入藏南通市图书馆。

想不到张柔武的这一决定挽救了这批珍贵文献的命运。几年后，“文革”爆发，张柔武家所有图书字画悉数被拉走，一把火烧得片纸不留。直到许多年后，张柔武仍庆幸地说：“还好把书送给了图书馆，要不早就烧成灰了。”

196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内页

手稿前半部在香港

《张謇日记》的出版，在香港引起了一个人的关注，他就是沈燕谋。沈燕谋是张謇之友沈敬夫长孙，是张謇赏识的青年才俊。张謇《致沈敬夫旧牍跋》云：“……燕谋为敬夫长孙。方余与敬夫计厂事时，髫龀之发，裁出案上耳。自游美习理化学归，余任以事，而敬夫前逝，不及见其成立矣，可胜嘅哉！”张謇感沈家恩德，出资供沈燕谋赴美留学，1916年他回国时26岁，张謇聘他在大生纱厂任职，兼纺织专门学校教授。张謇认为沈燕谋中西文基础好，有办事能力，是可以继任事业的后起之秀。张謇曾对他儿子张孝若说：“燕谋戆直的习性像他祖父，而他忠实的美德也像他祖父，我很希望他扶助你，也像我和他祖父。”（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赞誉、期许之情溢于言表。沈燕谋40年代寓居香港，对大陆和南通，特别是张家的情况十分关注。

1965年沈燕谋已年逾古稀，听到友人告诉，有人从大陆带来一部《张謇日记》，仍很激动，“喜甚，询以能否借阅？”当他知道《天文台报》有报道，立即嘱儿子到报摊寻购，买到两天的报纸，看到有署名“若韩”的连载文章片段，记有啬公（张謇）督教孝若，啬公筵席间谈及河工事，言天下无一劳永逸之事，只有永劳，或有一逸等文字。沈燕谋认为这些记载“皆为事实而为余所习闻者”，“而其出处或出于日记之外，未可知也”，因此，亟待看到原书。他写信向同在香港的张融武询问，张融武复信说，日记之前半部现在他处保存，大陆影印出版的是后半部，是他妹妹保管的，至于出版的具体情况他也不知。他又去函说，后半部已影印，何不将你保管的前半部也在香港出版，合成完璧，俾“治史者亦得从著者自叙明其一生治学经历，与其事业发展之源渊”。

不过月逾，张融武信来，说《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到了，约沈燕谋来家中看书。过了两天，张融武夫妇又亲自送张謇日记原稿上半部13册到沈燕谋儿子沈孟平家。沈燕谋终于看到了他一直想看到的“张謇日记”。他在日记里记：《张謇日记》影印本，“书之广袤划一，自书面形式原文，所有文字不论逐日所记、备忘留字或诗文草稿，只字不遗，而覆以统一表面，题名曰《张謇日记》，用机械纸略似毛边者，稍失厚重，其册数亦仍旧，封面上端右角数字不改，首第七册（应为第十册），次第十五至二十八册，江苏人民出版社第一次印胶版纸本一千部，宣纸本五十部”；手稿十四册（应为13册），则“有纸大小不齐，日记字迹或极工致，或草率至不可辨，杂以诗词文稿之属……就稿读之，殆非学有根底者不能胜清缮之任……非有校勘工夫不能读也”。

沈燕谋原以为依原手稿影印即可，结果“试印四叶，皆不佳”，这让他感到“以此间今日印刷设备而论，恐难与大陆已成景印之书全似也”。

台湾出版《柳西草堂日记》

沈燕谋在左舜生（曾和黄炎培、傅斯年等人作为国民政府参议员访问延安，后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1949年定居香港，曾任教新亚书院）那儿知道了沈云龙这个人，后来看到沈云龙编辑的《近代学人丛刊》《边疆丛书》《袁世凯史料丛刊》等书，沈燕谋认定，让这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颇丰，辑印人物评传、史料丛刊、从编达数百种的历史学家出版《张謇日记》不会错。

1967年8月3日，沈燕谋从香港启程赴台湾，其时，他已77周岁，他此次出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出版“张謇日记”手稿。到台后两天他就不顾旅途劳顿去拜访沈云龙，洽谈日记出版事宜。

沈云龙回访时，沈燕谋取出随身带来的“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謇日记》后半部影印本，和他商量如何付梓出版。沈云龙表示，不日将和出版社编辑来面谈。隔了几日，沈云龙和台湾文海出版社李振华一起到沈燕谋处，商定出版影印的各项细节，沈燕谋将日记手稿1—5（完好）5册、6—9（有残缺）4册，11—14（完好）4册，交付给沈云龙，请他查检编序后交给李振华。不过十日，沈云龙和李振华持日记手稿来，告诉沈燕谋，已核对整理完毕，可以拓影备印，约需两周时间。果然过了半月，李振华来说，手稿拓影已完成，原件已交还沈云龙，还带来毛边和白色的印书所用纸张，请沈燕谋选择。又过了半月，沈云龙、李振华将“张謇日记”前半部手稿完璧归赵，并带来印好的书样4页，沈云龙还拨冗写了介绍“张謇日记”的文章，记叙了这次编辑出版的经过，连载于《传记文学》。

10月23日，书印好送来。沈燕谋没有看错人，沈云龙是位实干的出版家。从沈燕谋赴台到“张謇日记”手稿成书不过两个多月，煌煌4大本，影印出版，即使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这效率也不可谓不高。沈燕谋抑制不住兴奋，在日记中记：“沈耘农、李振华携印成后加线装之柳西日记四巨册来，欢喜无量。为此行一大收获。”（朱少璋主编《沈燕谋日记节钞及其他》）

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出版了“张謇日记”的前半部分，并附有曹文麟（1879—1951，字勋阁，号君觉，通州四才子之一，深受张謇赏识）的《张季直先生传》和张詧（1851—1939，字叔俨，号退庵，张謇三兄，襄助张謇创办各项事业）的《癸未六月日记》。自此分藏大陆、香港两地的“张謇日记”手稿相继影印出版。1969年，台湾文海出版有限公司依照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张謇日记》影印本将“张謇日记”后半部14册及第10册补齐，以《柳西草堂日记》书名影印出版了全部28册的“张謇日记”。“张謇日记”在著者逝世40多年后终于出版，手稿也历经劫难保存下来，这是中国文化史、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张謇全集》的两次出版

20世纪80年代，南通张謇研究中心成立后，和南通市图书馆开始联合编辑《张謇全集》。全集以《张季子九录》为基础，增加、补充了南通市图书馆藏张謇未刊稿，未收入《张季子九录的》的刊载于报刊的张謇函电、演说、呈文、启事、谈话等佚文遗著，以及张謇手牒、日记，张謇为所创企业撰写的《说略》《账略》等文献共200万余字。

1994年10月，6卷7册《张謇全集》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第6卷为日记、年谱，这是张謇日记第一次以排印本的形式出版。但1994年版《张謇全集》也存在许多不足和错误，“误植之处甚多，使学者难以直接引用”。主编单位张謇研究中心和南通市图书馆一直注意搜集学者和读者的意见，持续开展补遗和校勘工作，以俟再版时修订。

2003年4月在扬州举行的“纪念张謇先生诞辰150周年高级论坛”期间，有关专家学者提出重新编辑《张謇全集》的建议，南通市委、市政府在当年9月启动新编《张謇全集》的工程。

新编《张謇全集》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之一，于2012年底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编《张謇全集》为8册，605万字，其中第8册为张謇日记、年谱。新编《张謇全集》借鉴吸收了前人编纂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对编纂质量严格要求，一丝不苟，许多文稿均做了必要的考证，对以往的注释错误作了订正，从此“张謇日记”有了可供引用、阅读的准确的标点排印本。

蔡元培挽张謇联说：“以文学鸣光宣两朝，日记若在，用裨徵文考献，当不让常熟遗篇。”蔡元培推重张謇的诗文，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在清末独树一帜，而他的日记考证文献的价值可以和翁同龢的著述媲美。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张謇日记”的重要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