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晶

“难受不？”山西省临汾市大宁县徐家垛乡乐堂村村医贺星龙一进门忙问道。

“难受。”卧床不起的张老汉缓缓说道，他今年84岁，患前列腺增生，两年多来，小便只能靠插导尿管解决，每隔10天需要更换一次。

“放松，通了吧？”贺星龙更换导尿管后问。

“通了。”张老汉回道。

“慢慢就好了。”贺星龙安慰张老汉。

这是贺星龙十几年如一日的“摩托出诊”时光。

3025元，圆一个年轻人的医生梦

乐堂村全村140户人家，散落在长达140公里的黄河东岸的黄土高坡上，这里沟壑纵横土地贫瘠。2014年贫困户建档立卡时，贫困发生率为83.27%，村里的青壮劳动力都外出务工，留在村里的除了妇女儿童，就是体弱多病的老人。“村里的贫困问题，很大原因是因病致贫返贫。”以前周边的8个行政村，只有贺星龙一位受过专业教育的乡村医生。

“小时候，我们村没有医生，人们生了病没钱看，只能小病忍，大病扛。有时候确实忍不下去了，扛不过去了，才去70里外的县医院去看。我12岁那一年，爷爷得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爸妈把爷爷送到县医院，但住院两天后，他们就回来了，医生说爷爷的病耽搁的时间太长，治不了了。不久，爷爷离开了我们。”这件事对贺星龙打击特别严重，那时候他就想长大后能不能当一名医生回来给村里乡亲们看病，给穷人看病，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初中毕业后，贺星龙考上了运城市卫校，这是一所民办学校，一年学费3000多。“咱娃考上卫校了，你供不起咱们大家凑钱一起供。”那时贺星龙家里所有的积蓄只有302块，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纷纷跑到他家，就这样你家拿30元，他家拿50元，最多的拿了300元，硬是帮他凑足了3025元学费。

“我一定要把这个医生学好，回来给村里乡亲们看病。”握着这一沓沓由零钱凑成的学费，贺星龙泪流满面。

960元，考乡村医生资格证办诊所

“谁谁昏迷了，就以为不行了，那时候也不去医院，村里也没有医生，唯一的办法就说不行了，就把寿衣给穿上，准备后事。”疾病常常与贫困如影相随，贺星龙回忆从前。

2000年，贺星龙卫校毕业后在县医院实习结束回到村里。

“当时亲戚同学都劝我别回去，村里又苦，又赚不下钱，年轻人应该出去到大城市去闯。我没听他们的，坚持回到了村里，当起了乡村医生。刚开始，连最起码的卫生所、听诊器、血压计、药品什么都没有。家里的经济条件实在不好，父亲只好把准备给我娶媳妇的一孔土窑洞腾出来，又把卖玉米的400元拿出来，还是不够，父亲把家里仅有的2只绵羊也卖了，一共凑了960元。”就这样，贺星龙在县卫生局考了一个乡村医生资格证，购置了必要的医疗器械和药品，一个简易的诊所总算筹建起来了。

“你年轻人能看了啥病？”……诊所建起了，可老百姓不信任年纪轻轻的贺星龙，就连他的父亲都不放心他看病，每次出诊，父亲总是担心地问他能给人家看好病吗？如果不行就让人家去乡镇或县城医院，别把人家给耽搁了。“为了让大家了解我，我就自己贴钱给大家看病，先给家里人和亲戚们看，给他们治好后，他们一传十、十传百，这样慢慢地找我看病的人就多了。”随着治愈的病人越来越多，附近村子里人都知道了乐堂村有一个卫校毕了业的贺星龙在村里办起诊所，真给人能看病。

4000元，摩托出诊快速救治患者

一开始看病，出诊时没有交通工具，贺星龙靠步行，用扁担挑着沉甸甸的出诊包，翻沟爬坡，找近路、过河。以前每个村都是土路，村民居住分散，在他出诊范围内——黄河边上的28个村子，分布在七沟八梁的黄河边上，这个梁上的几个村那个梁上几个村，中间都由一条深沟相连接。从这个村要去那个村，翻沟走二三里就到，如果走大路就得绕十几里。冬天下了雪，雪地里步行，雪灌进鞋里，脚趾头早早就冻了。“后来，我爸把邻村的一辆旧自行车买回来让我骑着去出诊。可是下了雨，下了雪自行车根本骑不动。还是耽误了不少人的病情，没办法，我狠狠心跑到信用社贷了4000元买了第一辆125摩托车，这下我出诊就方便多了。”周围村里病人一打电话，贺星龙就可以第一时间骑摩托车到患者家里去看病。

“我又制作了1000多张名片，名片上写着24小时上门服务，不收出诊费，五保户、看不起病的老百姓不要钱。每发出去一张名片就要给老百姓承诺，既然承诺下我就要做到。”贺星龙的手机24小时不敢关机，有的病人打来电话说病得难受，无论如何都得过来给看一下，他就得去，即便是下雨下雪晚上，他总感觉如果不去就对不起老百姓，良心上就过不去。

“这些年，我一共骑坏了7辆摩托车了，一天跑100多里路，95%的病人要靠我骑摩托车到他们家里，因为我是个急性子，打了电话我就着急得不行，跌伤摔伤这是经常的事，晚上有时候回不来，就在他们家住，大部分都在土窑洞，有时候蝎子就掉在你的头上，就把你给蜇了。”这些年，贺星龙走遍了村里的家家户户。“对于我们乐堂村来说，很多贫困户都是因病致贫，看病就医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大的难题，贺星龙在村里给老百姓服务，老百姓的医疗就有很大的保障。”乐堂村第一书记沈欢说，因为村里有了卫生室，这些贫困村的基本医疗也有了起码的保障。

不到2000元增加到6595元，健康新农村活力足

“现在，乡亲们人手一张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卡，到我诊所看病，直接刷卡领药，再也不用赊账了。即使去县医院他也不害怕了，比如住院了，不管花了多少钱，医保卡可以报销不少，自己也花不了多少钱。”随着脱贫攻坚进程的迅速推进，贺星龙明显感到了他这个贫困村基本医疗保障的变化。

张立山老人是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因病致贫。老人患有气管肺炎气肿等老年疾病，儿媳患有银屑病，原来家庭的年收入基本都用于医疗费。现在全家一年自己承担的医疗费用，不超过3000元，省下的钱可以用来改善生活，人均年收入结余也从之前的不到2000元，增加到现在的6595元。

虽然曾经是深度贫困县，但刚刚脱贫摘帽的大宁县还是给每个村都配备了标准化的卫生室，心电图设备健康一体血压仪，远程会诊设备一应俱全，贺星龙的村卫生室今非昔比了。“药品由乡镇卫生院零差价提供，我再也不用自己花钱，去县城买药了，每年还能领到1.2万多元的公共卫生补助。”贺星龙兴奋地告诉记者，“卫生室虽然在村里，但也不缺大医生，通过医联体，既能远程会诊，也能为村民联系大医院。有时候我自己看不了的病人，找乡镇医院，乡镇医院看不了找县医院，县医院看不了地找省级的医院。”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策的普及，我们无论从心里还是精神上都充满了干劲，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困难了，在这里干，自己越来越有心劲。”贺星龙说，2019年大宁县招聘了42名村医，保证了全县84个行政村都有合格的村医，8个行政村只有一个受过专业教育的村医的历史永远的翻篇了。

这些年，贺星龙先后获得山西省、市、县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医生、医药卫生届平凡英雄、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十九大代表等殊荣。“虽然我吃了一些苦，吃了一些亏，流过一些汗，也流过一些血，但是百姓的信任、党和政府的关心，让我觉得所有的这些都值了。虽然我没有挣下多少钱，但我身边周围村4600多老百姓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们，我感觉我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健康新农村建设已步入快车道，我相信今后村民会越来越好，我也会继续坚持下去，不忘初心，一辈子跟党走，一辈子为老百姓服务！”谈及脱贫后的健康新农村建设，贺星龙信心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