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回大地，万象更新。随着牛年的到来，与牛相关的文物成为博物馆里的“新宠”，不仅获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追捧，也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的“使者”，讲述着不为人知的文物故事。

青铜“牛”

由于生产力提高和制造业发达，在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就已经逐步走向成熟，青铜器的铸造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其中，2001年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的牛形青铜器“亚长牛尊”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之一。

这件迄今为止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以古朴的造型、精巧的纹饰、生动的形象获得诸多关注。整件青铜器为牛形，体态健壮，憨态可掬。其牛身满饰龙、鸟、虎、象等各种动物形纹饰，牛头前伸，双目大睁，牛嘴微张，牛角弯曲有力，四足粗短壮实，生动地展现了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

在此尊的牛首面部铸有铭文“亚长”。亚长是商王朝南部的部落首领，是商王朝地位仅次于妇好的军事将领。很明显，这件通体遍饰动物纹样的青铜尊不仅是一件祭祀礼器，更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介，承担着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

出土于湖南衡阳市蒸水河畔包家台子台地上的商代青铜牺觥，也是一件重要的牛形象青铜器。这件青铜器整体形状酷似一头水牛，牛角向下弯曲，牛眼炯炯有神，牛头高昂注视远方，牛足粗壮有力。

作为祭祀礼器，青铜牺觥由于造型复杂、工艺难度较高，非常少见。这件完整的青铜牺觥，由器身和器盖两部分组成，在牛背之上，有一只精致的器盖，盖子的提钮为一头猛虎。虎头向前，虎身弯曲，栩栩如生。再加上全身辅以云雷纹、凤鸟纹、夔龙纹、兽面纹等的青铜觥，显得精美异常。

上海博物馆藏凤纹牺觥亦为一头牛的造型，其形制、纹饰与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基本一致，仅在细部纹饰有微小的差异。这件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的凤纹牺觥，牛背上同样立有一虎为盖钮。

整件青铜牺觥腹部浑圆，腹下有4个小乳突，尾部垂有尖短尾，4个壮实的蹄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小趾，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代晚期兽面纹青铜鬲，同样精美绝伦。该鬲鼎上的兽面纹，角似外卷牛角，眉下两目突出，立耳、方唇、斜壁微鼓、分裆较低，颇有凌厉之态。同时，此青铜鬲下承三个细长柱足，饰以细腻的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等，整体神秘而威严，彰显着器主人的尊贵和神圣。

汉代以牛为造型的青铜器同样惹人喜爱。1956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的西汉铜牛头，整体造型逼真、颇有云南地方特色。

作为古滇国青铜器上的重要题材，此立体牛头造型逼真，颇为精彩。其牛角双双上翘、雄壮有力，牛角尖略向内弯曲，平衡对称，此牛双目炯炯有神，牛耳外翘，造型生动。

同样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牛柄青铜斧，更加传神精美。这件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古滇国青铜器，牛的身形健硕，牛角粗大，双角卷曲上扬或向前伸展，牛颈下有鬣鬃，牛尾较长。这是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的瘤牛，而青铜器上的瘤牛形象，也为后世的动物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

1949年出土于长沙桂花园的西汉铜质牛形缸灯，也是重要的青铜牛形器。这件青铜灯，形象似牛，耳下垂，牛角从牛背两侧以圆管状向上竖立，并折曲会合为一。牛背中心有一圆洞，洞上置一带把圆灯盘，盘中有锥体，盘边缘设槽，防止灯苗被风吹熄。

此西汉铜质牛形缸灯牛腹右侧有“剌庙牛灯四礼乐长监治”10字铭文，说明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

值得注意的是，此灯只有三足，后腿有凹槽，似蟾蜍。而其尾紧贴腹部，两眼圆睁，还有伸出的牛角，又似牛的特征。憨态可掬，安详雍雅，兼具了写实和抽象两种艺术风格。

陶瓷“牛”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牛事如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中，颇具特色的还有以陶瓷表现的特色牛文物。这些文物从生产生活、历史文化、艺术雕绘等方面呈现了中国人与牛的故事，展示了牛的历史、文化和与牛有关的节俗信仰。

1957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陶牛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文物之一。这件制作于隋代大业四年（公元608年）的陶牛小中见大，栩栩如生，鲜活生动。其身躯壮硕，四腿强健，两眼外鼓，牛嘴向上，体现出一股倔强有力的牛气。整件陶牛造型生动逼真，寓动于静，充分显示了古代工匠在陶塑艺术方面高深的造诣。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陶牛，则呈卧式，牛头偏向右侧，双角短小，眼鼻上翘，牛眼内凹，向上方斜视。这件陶牛刻画细腻，牛唇紧闭，牛腹浑圆，牛颈下条状牛毛清晰可见，整体形象生动。

自从汉唐以来，人们经常制作陶质牛、羊、猪、鸡、鸭、鹅等家畜、家禽的形象，作为冥器。牛是中国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古代牺牲中的主要祭品之一。随葬冥器中牛的大量出现既体现了当时的葬俗，也表明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提高。山西长治王琛墓出土唐代陶牛也是其中重要的代表。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卧牛身体及五官的处理简洁明快，牛的卧姿和憨厚温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不仅反映了社会生活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密切关系，也是古代社会禽畜饲养业普遍繁荣的真切体现。

除单体陶牛以外，“牛车”也是重要的表现主题之一。故宫博物院所藏隋代陶酱黄釉牛车就是重要的代表性文物。据了解，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初唐，陪葬冥器中既有马也有车，前者多是为男性提供的，后者则是为女性准备的。

为女性提供的牛车，取其行驶稳健、无颠簸劳顿之意。此外，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曾以牛车为清玄高远的标志，乘坐牛车遂为时尚。墓室中牛车的大量出土既是墓主人出行的生活写照，也是社会思潮的具体物化。

这件牛车以酱黄釉为主基调，牛四足直立，牛嘴前伸，牛眼突出，牛角竖立。牛车的车顶为卷棚式，前后出檐，轿厢前面用竖线条表示车窗，施以浅黄釉, 车身塑造写实，给人真切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牛车的底座、车轮、车篷、牛均为单独制成后粘接而成。

除陶瓷牛、牛车之外，十二生肖陶俑和生肖陶牛俑也是重要的生肖文物。在发展过程中，十二生肖形象陶俑经历了动物生肖俑、兽首人身坐姿生肖俑、兽首人身立俑到生肖动物文官俑的过程。

作为冥器，十二生肖俑也曾被称作为十二支神像，以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动物形象，展现了雕塑匠师对各类动物形态观察的细微和准确，以及雕塑造型技艺的精湛。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十二生肖俑，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韩森寨雷府君夫人宋氏墓。此套生肖俑兽首人身，身着宽袖长袍，施红绿彩绘。不同生肖头部具有明显的类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