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深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起点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像火箭发射时的任何一点点误差都会导致火箭在未来飞行轨迹上偏差巨大。自秦汉以后，中国古代各民族出现了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入主中原”、“一统天下”，正是这个早期的历史发展趋势，决定了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客观现实。潘岳先生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以历史实证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

第一，我们一直在争论关于一般社会发展规律与东方世界是否合适的问题。在马克思之前的德国哲学家那里就对东方专制主义进行过评论，比如康德、黑格尔，这对后来马克思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今天看来，起码中国历史发展的自我轨迹与西方世界是不同的，尽管在发展时段上我们可以做出比较，然而，比较的结果是发现在历史的起点上就存在不同。这也是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依据，因为，今天的“中国特色”是历史上中国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并取得成功。这是学习潘岳先生的《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的最大收获。正如文章所言，即使是宗教野史传说，也是“当时的人们对大中华你我互有的朴素共识，是不同族群表达‘命运共同体’情感的不同方式。这些情感，是仅凭外来理论描述中国的人难以理解的。深沉的情感才能产生深刻的理解，深刻的理解才能完成真实的构建。最终，中华民族的故事还要由我们自己来写。”

第二，阅读这篇文章会时时感到作者创新精神时时闪耀，对历史上发生的具体事件充满思辨激情。重新解读历史并不是“重读”，需要非凡的批判和勇气，作者是把历史筛选出来，让这些史实证明尽管都发生在相近的时段，但当时“蛮族”的发展选择和“五胡”最终“义亲汉长”决定了后来欧洲“分裂”和中国“大一统”。作者总结到“有人误以为‘汉化’就是‘同化’，是‘大族群’靠着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改变‘小族群’的生活方式。但真实历史是，北方五胡族群不仅军事占优势，人口数量也占优势，完全可以按照老习惯‘牧马中原’，完全可以‘胡化’汉人，但他们却主动选择了一条‘汉化之路’”。得出这样的结论不仅需要的是智慧，更需要的是勇气，正如作者写到“而其他文明的眼光，固然有多元思维的益处，却也经常受制于国际政治的裹挟。过去如此，未来亦是如此。中华文明并非没有过‘种族’观念，但另有一股更强大的‘天下’精神将其超越”。

第三，马克思在谈到大不列颠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曾经提出“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作用”。“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这个马克思在完全成熟年代提出的具体观点非常明确地表明他在国家问题上始终把是否代表人类先进文明作为判断标准，而不是某个民族的命运。作者在《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中把马克思的经典思想融会贯通，指出问题的核心是历史起点问题，集中在早期氏族组织、部落姓氏、崇拜信仰三个方面，加上地理特征，使中国绝不同于古典欧洲时代分裂的历史发展特征。当西方认为中国因缺少“自由传统”没有发展出民主制度时，有些史家就开始论证，“农耕文明”代表专制，“游牧文明”代表自由。作者质问道：如果元朝不被明朝推翻，那中国早在13世纪就有了一个商业与律法之上的社会形态？如果“自由精神”的殊荣只属于西方的哥特与日耳曼人，那么同样是游牧民族的东方的匈奴、突厥和蒙古为什么没有传播“自由”？在孟德斯鸠笔下，同样是征服，哥特人传播的是“自由”，而鞑靼(蒙古)人传播的是“专制”(《论法的精神》)。在黑格尔笔下，日耳曼人知道全部的自由，希腊罗马人知道部分的自由，而全体东方人不知道任何自由(《历史哲学》)。西方的偏见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第四，我们还是需要考虑一般社会发展规律适合不适合中国历史发展轨迹的问题。正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成功一样，比较欧洲封建制度与中国封建制度以及哪个更先进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并没有让近代落后的中国一直落后下去，今天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说明即使我们没有经历“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依然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成功，即使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我们依然可以实现工业化、科学化、信息化，并且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就完成了资本主义需要三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这些远不是制度比较能够说明的问题，也不是历史偶然性导致的发展特征，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祖先在历史起点上开启的“文明密码”，这是谁也拿不走学不到的东西。作者指出：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中，现代文官体制出现很晚，也少有政治整合社会的传统。近年西方强化“文化符号”和“身份政治”，给自己也带来了“部落政治”的分裂后果。夷夏之别不以血统种族而以文化制度论。只要接受中华道统、法统、政统就可以得到天命，因为天下无外。“华夷之辨”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统与分。凡是分裂之世，各个族群都在“互称夷狄”；凡是统一王朝，当政者都致力于消融“华夷之辨”。

总之，关于文明的历史和历史的文明，潘岳先生的文章给予我们诸多深刻的思考，对西方传统观点提出掷地有声的质问。文章始终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放在核心位置，把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原则，以博大的胸怀和宽广的视野把东西方历史上各种争议和问题摆出来，在开放的学术氛围下给予充分的探讨，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教授 吴楚克(蒙古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