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我除了按照要求认真学习外，也通过自主阅读，拓宽视野，努力提高自己的党史知识。其中，阅读《毛泽东年谱》就是一大收获。有关这方面的心得，我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漫谈群中已连续做了介绍，也引发了不少委员的讨论。

我过去一直以为，年谱是给专业研究者使用的。因为年谱里的记载有点像档案里的目录，以条目罗列为主，并不大关涉人与事的过程、情节甚至细节。要义在于准确，目的是让研究者可以去查找更详尽的资料。但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年谱》改变了我对年谱的传统印象。这是一部叙述性极强、材料尽可能翔实的著作。从中看到的不是冷冰冰的条目，而是有着很强故事性和过程性的讲述。每一日的活动并不求均衡，但求意义与价值。

我从《毛泽东年谱》里搜集出涉文艺的条目100多条，而且是不完全的，更谈不到“不完全统计”。

从青年时期发表《体育之研究》，几乎每一个时期，都有文艺，文艺给了他革命的信心。就文学生活而言，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文学阅读可称并重。他的诗词作品不算很多，不足百首，但贯穿其大半生。

他一生读书范围很广，中国文学经典更是博览众采。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代戏曲、明清小说、鲁迅作品，可谓烂熟于心。即使今日许多专业人士，也难以企及。

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带给我的启示很多，以下几点尤其让人感慨。

一是博闻强记。

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1958年9月刻印的大字线装《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写说明：

“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下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从那时到今天三十一年了，大陆上的饕蚊灭得差不多了，当然，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须努力。港台一带饕蚊尚多，西方世界饕蚊成阵。安得起全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饕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因为也是在广州，于是联想到鲁迅在广州时的文章，凭记忆引用鲁迅的一段并非名言的自述，可见其阅读鲁迅的功夫十分了得。因为是凭记忆，所以跟鲁迅原文略有出入。鲁迅当时在广州编校的是《唐宋传奇集》。这段话的原文是：“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毛泽东对鲁迅原文中的关键词“饕蚊”的引用、延伸都可称精准！

1959年12月14日。在本日谈读书中，毛泽东说，近几年来，我国的家长制度已经进一步的瓦解了。事实上，我国家长制度的不能巩固是早已开始了。《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集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聊聊百余字，把《红楼梦》的故事及主题概述得相当到位。没有数遍反复阅读，哪能如此熟练。

1963年5月7日。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毛泽东看到干部也要下地劳动时，指出，支书不参加劳动，还不相当于保甲长？《红楼梦》第二回上，冷子兴讲：“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说的有点儿太过，探春也当过家，不过她是代理。但是贾家也就是那么垮下来的。对文学经典的烂熟于心，使他能信手拈来般引用、借举看似“冷僻”的细节、词语。

二是从文艺中看待社会、历史问题。

1958年2月10日，就中国古代官吏是否禁带眷属的问题，毛泽东致信刘少奇。信中说：“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得不是很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一段话，将诗人贺知章的生平如数家珍般讲出，而且就其中所涉专业问题讲得条分缕析。从中也可以看出，毛泽东读书，绝不止于欣赏，同时更通过这些作品看取、分析、研究社会历史问题。

三是不做经典的奴隶。

毛泽东的读书有如创作，极具创造性。他善于独立思考，每读总有自己的发现和洞见。他对干部强调最多的是，既要多读书，又不能做书本的奴隶。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上讲话，主要讲领导作风问题。毛泽东说：“那天我们谈《西厢记》的问题。惠明是一个和尚，他挺身而出去给白马将军送信。这个剧本，把惠明写的勇敢、坚决，为正义而奋斗。我想，我们中国现在出一点惠明才好。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

也是1958年，是更早时的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讲话中说：“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还处于奴隶地位。外国文也要学，我60多岁，只有五年计划。我还学，你们为何不学？为何没有朝气？学点文学也好，古文、今文均可。光搞现实主义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

这是他对党政领导干部所讲，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学习，包括学习文学。在学习与读书方面，毛泽东无疑是全党的典范。他反对读死书、掉书袋，反对成为书本的奴隶，落入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窠臼。他说不喜杜甫、白居易，既是他个人审美偏好的一种表达，更主要的，是希望大家拓宽视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认为，从事政治，也需要一点浪漫主义。关于杜甫，毛泽东的确有过不甚喜欢的议论，而这是建立在熟读其诗的基础上，并与李白相比较的前提下所说的。

我读《毛泽东年谱》9卷本，共做了4万多字的笔记，绝大部分是摘录，也有一点个人的感言。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文艺观点，从而理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这里只能浅谈一二心得，更主要是举例。希望有机会再能续谈。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