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不久，东北军五十一军在兰州响应张、杨两将军的爱国义举发动了“兰州事变”。中共地下党员、时任五十一军军参谋处科(侦察科)中校参谋的解方在“兰州事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兰州事变”前，解方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从事党的统战工作，是张学良任会长的“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凌晨，解方收到张学良的密电，电文大意是：经与杨(虎城)主任合作，已经扣留蒋介石和与会的中央军将领，并发表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命令五十一军立即采取行动，解除驻兰州所有“中央军”的武装，扣留主要党、政、军、警人员，断绝国民党绥靖公署与外地的一切联系，同时，发表声明，拥护“八项救国主张”。

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三个师的师长都在西安参加军事会议。解方立即将张学良的电报送给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在解方的策动下，上午10点左右，五十一军军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宣读了张学良的电报，军、师参谋长们统一了“坚决干”的思想，并在解方的参与下，研究制定了落实电报的各行动方案。

晚8时，五十一军军部大开宴席，兰州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在西安）均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冲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将在场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全部扣押。

与此同时，五十一军各部按计划发起行动。一一三师的三个团长中有两个已被解方发展为“抗日同志会”的会员，师参谋长与解方在日本有同学之谊。该师行动迅速，不久便占领了中央军兵营、飞机场、电台、报馆、银行等地。

“中央军”第三军炮兵团团长是解方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经晓以利害，该团立即放下武器。邓宝珊新一军的部分军队“保持中立”并“借道”给一一三师攻打“中央军”。

兰州绥靖公署警卫队被五十一军部队击溃后，解方与军通信营营长冯梦瑞、通信科科长李翔云立即冲进了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了电台和大批重要档案文件。

13日拂晓，城内外枪声渐渐停止，五十一军各部陆续上报完成任务的情况：驻兰州附近的国民党中央军及其警察、特务武装均被缴械。这时候，解方一面代表五十一军对软禁在“励志社”的国民党党、政、军、警人员及被缴械的官兵进行宣抚，一面及时地建议以五十一军和甘肃省政府的名义发出拥护张、杨两将军“八项救国主张”的通电，并将“兰州事变”的情况报告张学良。

“兰州事变”的发生不但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也在甘肃省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兰州事变”爆发后，连日里，在解方等的安排下，兰州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兰州救亡运动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