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全拼方法输入“辛育龄”这个名字,一时还没有默认词组提供。

但,拥有这个名字的百岁老人,在建党百年前夕,被授予了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举国传颂。

他是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首席专家、胸外科主任,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更是在少年时期曾与白求恩并肩战斗的一位老党员。

战争时期,他多次冲上前线救治伤员;和平年代,他长期致力于我国胸外科创建和发展,在该领域多个方面取得“从0到1”的突破。

这位百岁老人的从医之路始于从军,之后一路开拓。他开展了国内第一例人体肺移植手术,他首次将针刺麻醉应用在胸外科手术,他在手术台上坚守了60年,89岁仍在工作,用仁心仁术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7月2日,国家卫健委发出通知,号召向他学习。

战场从医,他是与白求恩共事的少年

在辛育龄的左手臂上,有一道伤痕,和小辈谈起往事时,他会把这道疤痕亮出来。

那是这位百岁老人从医之路的起点。之后的84年中,他的人生在反差中不断展开,从弃学从戎到中途从医,从开拓我国胸外科到受命出任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又在之后迅速重返临床。

辛育龄的学生、中日友好医院外科原主任刘德若说,老师原本不想从医。

1921年,恰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那一年,辛育龄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1938年,16岁的少年放弃了读书的机会,加入八路军参加抗日战争。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想的是拿着枪上阵杀敌,不料却被安排在冀中卫生部后方医院,成为一名卫生员。

1939年,辛育龄被派到白求恩医疗队担任司药。伤疤是抗战时留下的,一次日军飞机轰炸,惊吓了驮药箱的马匹,辛育龄在拽马时手臂被划伤,白求恩为他缝合了伤口。这位勇敢、专业的胸外科医生,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辛育龄也亲身感受到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他回忆,当时白求恩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手术队赴前沿阵地,同志们劝他:“离敌人太近了,危险!”白求恩大夫却说,距阵地愈近,愈能多救些伤员。尽管简陋的手术室外炮火连天,手术室内的白求恩却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地把手术做完,展现了超人的胆量和精湛的技术。

最开始,辛育龄干的是药师的活儿。1940年,抗战进入最困难的时期,部队里流行疟疾和疥疮,然而解放区遭遇封锁,药品短缺,辛育龄当时是冀中军区制药厂的厂长,便上山采常山青蒿等草药,提取有效成分制成药片给战士服用,还研制成功了一种治疗疥疮的皮肤擦剂软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7年后,辛育龄从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辽沈战役时,辛育龄奉命带领医疗队赶赴沈阳参战。抗美援朝时,辛育龄组织医疗队赴朝支援,负责收容伤员。

辛育龄的从医之路,从战火中萌芽,此后一辈子的事业与爱好,都是医学。

坚守一线,他是新中国胸外科事业的奠基人

在职业道路上,辛育龄多次面临选择,每一次都选择了能接触到更多病人的岗位。在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我国胸外科,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

1951年,辛育龄被我国政府首批派往苏联学习胸外科技术,师从苏联著名的胸外科专家、科学院院士包古士。1956年,辛育龄获得苏联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回国,掌握了当时国内尚属空白的胸外科技术。

“在经济不发达时期,卫生条件差,传染病高发。当时肺结核猖獗,很多人肺气肿、肺纤维化,非常痛苦,他就想给这些人做手术。”刘德若介绍。为了接触更多病人,辛育龄没有留在部队,而是选择进入中央结核病研究所(后改为北京结核病研究所),组建了胸外科。

传统的结核病治疗方法对大量的重症晚期肺结核,特别是空洞型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的病人治疗无效,常发生窒息性死亡。辛育龄经过仔细研究,创新出双腔插管麻醉下施行肺切除手术,治疗了200多例重症肺结核合并大咳血病人,均获得成功,并于1958年获原卫生部技术革新奖。双腔插管麻醉法也在国内得以推广,为胸腔外科扩大适应症和保障手术安全提供了有效手段。

辛育龄非常重视学习和运用祖国医学。临床上,肺癌术后患者常因刀口痛、咳痰困难和排尿不畅而苦恼,辛育龄在1958年学习中医过程中接触到针灸,发现在试用针灸治疗后患者的上述症状可以得到控制。于是,他把针刺麻醉作为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突破点,成为针刺麻醉手术的实践者与推动者。

1970年6月25日,一台由辛育龄主刀的肺切除手术正在进行。这台手术首次运用一根针进行针刺麻醉获得成功,震惊了医学界。

1972年2月,美国代表团访华期间,听说中国有一种名为针刺麻醉的技术,可以在病人清醒状态下实行肺切除手术,便提出要看手术的全过程。辛育龄为美国代表团一行30余人做了手术演示。

患者是一名普通工人,因右肺上叶支气管扩张准备做右肺上叶切除术。从针刺麻醉操作者辛育龄在病人前臂外侧扎针捻动到实施开胸手术,从病人安详的表情到呼吸、血压、心律等数据,美国代表团全部做了摄像和记录。最后,全身麻醉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完成的手术,辛育龄用了72分钟就干净利落地完成了。术后,病人还从手术台上坐起来,笑容满面地回答了美国记者的提问。看到病人神志清醒,平静自如,没有痛苦,美国代表团成员被针刺麻醉的神奇效果折服了。

1954年到2004年间,在辛育龄的领导下,共完成胸外科手术一万五千余例。上世纪50年代我国绝大部分省市尚未建立胸外科,为在全国普及推广胸外科技术,经原卫生部批准,辛育龄牵头在中央结核病研究所举办胸外科医师培训班,为期一年,每期20名。从1958年到1980年,共为全国培养出300余名胸外科技术骨干,他们都成为所在单位建设胸外科的负责人。为了支持各省市胸外科的顺利发展,辛育龄经常亲赴各地尤其是东北、华北、西北地区帮助胸外科医师做手术,有40余家医院的胸外科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

建院办医,他是中日友好医院的首任院长

在中日友好医院,辛育龄的称谓是“辛院”,而他真正担任院长的时间,其实非常短暂。

中日友好医院党委书记宋树立介绍,随着改革开放推进,我国急需建设一所现代化的医院,满足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1982年,辛育龄被国务院任命为中日友好医院首任院长,主持建院工作。在此之前,各行各业都是“大锅饭”,就像不少老国营企业对顾客爱答不理,医疗行业内,医生也没有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辛育龄确定了崭新的办院理念和管理理念,强调患者至上,多劳多得、优劳优得,调动积极性。

理念是全新的,硬件也是全新的。辛育龄在无数次与日本政府、日本医学界、欧美药械企业沟通谈判的过程中,用最少的资金为医院采购了最先进的医学设备。

不过,辛育龄最大的兴趣仍是临床。医院建成、各项工作步入正轨后,1984年10月开院时,他宣布辞去院长职务,做回一名胸外科大夫,一直干到了89岁。

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中日友好医院被征用为非典定点医院,当时辛育龄已经80多岁,还出任专家组组长,为每一个重症患者进行会诊。

习简业勤,他是“白求恩式好大夫”

辛育龄的从医风格,深受白求恩的影响。

日常交往中,他随性亲和,生活简朴。开学术会议,会自己掏钱请同行去医院旁边的小饭馆吃饭;工作中会给病人熬鸡汤、送粥,非常照顾。自己过得很随意,饮食简单,虽然经常出席各类会议,家里却只有一套西服,觉得一身就够了。

但在专业领域,他极为认真。

医院胸外科至今还有一个传统:当手术台上打开了病人的胸腔,医生要小心翼翼地触碰和保护暴露出的肺脏,避免因操作粗暴造成淤青等伤害。虽然患者上了麻醉、没有痛觉,合上胸腔后,也没有任何人能看到内部的情况,但温柔的手法能减轻内脏的伤害,让患者康复得更好。这种看不见的用心,是辛育龄留下的习惯。

他一直坚持工作,直到82岁,还在亲自主刀肺切除手术。中日友好医院胸外科副主任梁朝阳回忆,直到90多岁,辛育龄办公室的灯光仍然每晚亮起。自从成为一名外科大夫,辛育龄从未放下过手术刀。他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做一棵无影灯下的‘不老松’。”

和白求恩一样,涉及专业问题,他对身边人的要求十分严格。他常对学生说,一针一线,牵系的是病人的生命安危和家庭幸福。他做手术手法利落,学生们一抬手,他光看姿势就知道技术到不到位,年少从军的习惯,批评人时的口头禅是“你这个方法就该毙掉”,后辈常常被逗乐。

由于长年高强度手术,辛育龄落下了腰疾,年事渐长,终于退出一线。科室中的年轻人并不常接触他,但听着他的故事成长起来,对他有着特殊的亲切感。

2012年,医生马千里刚留学回来,在住院部看到辛育龄,进屋探望,辛育龄很亲热地拉着他的手。马千里拿了自己的刷手服,想让辛育龄留几个字,辛育龄颤颤巍巍地执笔写下一句话“马千里,做白求恩式好大夫”。

他这样寄语后辈,也这样从医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