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他先后主持了山西夏县西阴村、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等遗址发掘。其中，安阳殷墟的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现实，并将我国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

1924年，美国弗利尔艺术馆邀请李济合作考古。李济反复思虑，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二是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美方代表毕士博回信：“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

1928年12月初，李济履职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与同仁约定：一切古物归公，私人不得收藏古物。他说，考古工作者若收藏古物，谁知道你是从哪里自己买来的，还是私吞的考古成果呢？遵守这条规定，可使我们避免“瓜田李下”的猜测，也有助于取信发掘地的老百姓，让他们明白“考古不是挖宝”。在1934年发表的《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一文中，李济进一步强调：“一切地下的古物完全是国家的，任何私人不能私有……”

有一次，一位商人拿一块准备出手的古玉登门请李济鉴定。李济问他是为公还是为私，“如果为私，我非珠宝商人，不能鉴定。”李济后来跟别人说：“那块玉确为汉玉，我若为他做了鉴定……我收了钱，却丢了考古界的人格。”

李济一生经手发掘和研究保管的文物无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在书房见到五只木猴子，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赠给他的两三件仿制艺术品，没有一件古董。他一生不蓄私、不徇私，始终遵守当年订立的考古规矩，为后辈们树立了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