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8月16日电（张澄生 口述 本报记者 修菁 整理）

人物名片

张澄生，1929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县，高山族。1946年12月从台湾来到大陆，1947年4月加入华东野战军第三纵队。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困顿下的从戎

1929年我出生在台湾新竹，7岁开始上学。先在蕃童教育所就读，校长、老师都是日本的警察担任，只教学生学日语，想把我们培养成会说日本话的工具。后来，兄长们把我带到花莲县就读公学校，长大我才知道，彼时台湾上学是分三等的：一等是日本人的孩子和台湾有钱人的孩子，他们上的是寻常小学；二等是汉族同胞，他们上的是国民学校（或是公学校）；三等是蕃童教育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即1942年，我小学毕业。因为家穷，无钱上中学，兄长们正在设法找钱让我读高等科，就在这时，日本统治者为了弥补战争缺少人工的不足（1942年至1944年间）,在台湾各地招募小学、中学、高等科的毕业生，名义上是招“学徒兵”，实际上就是招童工到日本补充和解决员工不足的问题。两年间多批次招童工大约8000多人，我就是第一批中的一员。这些人后来被分配到“横须贺海军航空厂”“追滨海军航空技术厂”“中岛航空厂”“川西海军工厂”“三菱航空厂”等。我被分配到“高座海军航空厂”，后改名为“日本海军空C工厂”。我在那里待了两年，头一年是上午上课，下午到工厂当杂工；第二年做一些初级的技术活，给熟练的技工打下手。再后来，就可以独立做一些活。1944年下半年我回到台湾，被分配到“台湾屏东航空厂”。

1945年10月，好不容易盼到日本投降，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台湾各处一片欢歌，普天同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锣鼓之声响彻云霄。可是当时的台湾，许多工厂、企业倒闭，工人、青年失业，物价暴涨。我也失业了，生活无着落，回到了花莲，过着有上顿没下顿到处奔走找工作的日子。1945年末，在家里长者的建议下，我决定报名当兵，那一年我16岁。

2 被俘后的意外温暖

入伍后，我先后在花莲、宜兰、台中、屏东等地受训。1946年底，在国民党宪兵荷枪实弹押送下，从高雄来到上海，1947年元旦，我是在上海吴淞口港的仓库里过的。后来我才知道，国民党军队为了打内战，在台湾招兵约有8000多人，其中到大陆的有5000多人。

1947年1月，部队由上海开到苏北的徐州，在那里继续受训，那时就听到国民党140旅的280团，在山东的鱼台被解放军消灭了。不久我们这个连奉命随先头部队开到鲁西南驻扎在曹县城里，驻防之后派我们三个人出城买菜（一个上士，一个挑夫，还有一个我是监督员），我清晰地记得这天是1947年的4月16日。我们一出城门走到菜市就听说解放军围城了，我们急忙返回，可城门已关闭，任我们怎么说，看守的士兵也不让我们进城，怕是解放军冒充的。就在想转道到另一个城门时，我们被俘虏了。

在俘虏营地，解放军派来了政治干事，给我们上政治课，讲《论联合政府》，讲新民主主义，讲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内战，讲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讲解放军是有严格纪律的队伍，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这些道理我第一次听，好像在听天书，似懂非懂。那位政治干事还给我们讲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最后询问我们个人的意见：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的去登记，想回家的发给路费、开路条。我想，反正在哪里都是当兵，哪里有饭吃我就在哪里干，就决定留下来。

初到解放军，很不习惯，但是当同志们知道我是台湾人，都对我都特别好，主动教我说普通话，他们从“我们是中国人”“孙中山先生领导北伐战争”“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一句句地教我。因为我认识一些汉字，有时候他们就写汉字给我看。行军路上跟我谈心，问寒问暖。我的鞋子磨破了，班长把自己的备用鞋给我；到宿营地同志们打洗脚水给我泡脚，有几次我的脚磨出水泡，班长找来一根马尾帮我戳泡，把泡里的水放出来。同志们这样对待我，让我特别感动。

同时，在解放军军营里感受到的意外温暖，也让我想起自己在国民党部队被老兵瞧不起，挨打、受苦、吃不饱饭的日子。两相比较，我暗下决心，要好好干，认真向同志们学习。从此，我表现积极，努力学习，行军不怕苦，不怕累，到了驻地主动打扫房间，跟同志们一道帮老百姓家挑水，和同志们一起做饭、烧水，事事抢在先，多次受到班、排、连长的表扬。就在积极要求上进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同我一起解放过来的两个人找到我，约我一起开小差，回国民党部队去。我说：我不走，要走你们走。同志们对我们这样好，人总要讲点良心吧！结果他们真的跑了。我没有向领导报告，大约在第三天自感对不起班长，就主动找班长讲了这件事，班长对我说：“我们早就知道了，只是等待你觉悟了。”他没有批评我，我感到非常惭愧。

从此以后跟随部队转战南北，参加过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济南战役、武昌战役等；我都以班里共产党员为榜样，向他们学习，严格要求自己。济南战役前夜我写了入党申请书，请党组织考验我。

3 久经考验的“老兵”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就在这天前夜，部队指导员找到我说：“小张，组织上已经批准你的申请，你已经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啦！祝贺你！”我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这年5月，上海战役打响前，我们听部队领导传达了陈毅司令的指示，报告中有几句话，给我触动很大，陈司令员说，“大江我们突破了，接下来我们要解放上海，进南京，因为打下南京和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但在战斗时，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作为人民军队的一言一行。我们是野战军，在前线打仗，我们要勇敢，但是在城市里，对待百姓，我们的行为和言语不能‘野’，要让百姓觉得，我们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好军队。”陈毅在报告中还要求，“为了保存上海的完整，保护上海人民的生命财产，我们不能在上海市区进行大规模战斗，所以，部队要因此付出战斗时间和其他一些代价，但这些代价是必要的，也是值得的，同志们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陈毅司令员的这番指示让我深深感受到，人民解放军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军队。

上海解放后，组织考虑到我会开车，把我派到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后勤部汽车团，我们驾驶的都是解放军接手国民党中纺公司后的崭新美式“大道其”汽车。

1949年7月，汽车团又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调往西北支援新疆和平起义，那时西北战场的局势发展很快。我们的车队从上海乘火车先到西安，9月初到达兰州。到达兰州后，我们就开始执行一些运输任务，往返于西安、兰州、酒泉之间。

我记得是在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到酒泉的第二天，召开了进疆动员大会，会场就设在酒泉中学的大操场上。能亲自聆听彭德怀司令员的讲话，我非常振奋！彭司令员的讲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彭司令员说，“这次的进军意义重大，全中国人民、全疆人民都希望我们早日进驻新疆。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从1949年9月10日开始，我们将陆续向新疆进军。”彭司令员还说，“同志们这次进军非常艰苦，要顶风雪、冒严寒、翻高山、穿沙漠，是非常光荣的，将在新疆的历史上，甚至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留下一笔，党和人民会记在心里。”听到这些话，我非常激动，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当天晚上，团里通知要派10辆先遣车，在10月8日到玉门报到，任务是配合一兵团的先遣队，跟随战车营进疆，要从身体好，技术过硬的中共党员中选派。当时连里驾驶员中，是中共党员的很少，绝大多数是起义的或是新兵。我尽管入党时间不长，但也是经过战场考验的老兵了，连里就叫我和副指导员带队执行任务。

10月10日早上，我们接到命令，负责拉运先遣队士兵连夜赶到哈密，在哈密机场卸下部队同志后立即返回，因为当时驻扎在哈密小营房的国民党一个旅还在顽抗，拒绝起义，哈密局势还不明朗。临离开哈密时，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的王震要见我们车队的同志，王震司令员非常亲切对我们说，“谢谢你们，你们都很年轻，车又开得好，我们建设新疆特别需要你们这样的人才，欢迎你们到新疆。”听完这番话，我们都要他给我们签字留念，他给我们写了四个字：功在酒迪。他勉励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带着司令员的寄托，高高兴兴回到酒泉基地后，我们团以酒泉为基地，执行了近3年横贯新疆、宁夏、青海、甘肃河西走廊的军用运输任务，直到1952年，我们胜利完成支援进疆任务后，返回兰州。之后，我还参与了西北军区负责的从西宁到拉萨的青藏公路修建任务、敦煌剿灭乌斯满股匪运输任务、甘南剿灭马良股匪的运输任务等。

回顾我来到大陆的这74年，非常感谢中国共产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没有共产党的养育，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很感激和怀念一起共事的战友们。这些年，我并没有取得什么赫赫战功，也没有作出什么突出的工作成绩，但中国共产党却给了我很多至高的荣誉，见证了很多历史时刻：1949年庆祝新疆军区及新疆人民政府成立时，我在现场；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为表彰奖励在解放大西北中作出贡献的人民解放军官兵而颁发的“人民功臣”奖章，我荣幸获颁；1955年我还获授“解放奖章”；这两年，还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获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今年获授“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我想说，作为历史洪流中的微小一分子，我是幸运的，我也十分期待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两岸统一的那一历史时刻，台湾、大陆都是我的家，我希望他们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