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记者 韩星童

庭院里那棵老细榕树下搁置了一个长约2米、还未完成的盂兰节花牌。由它引路，香港花牌扎作店“李炎记”就在几步开外，隐于元朗旧村巷口。第二代掌舵人李翠兰正端坐在店内，用蘸过红漆的刷笔重复地涂一个“七”字，涂完一层才抬头，招呼依约寻来专访的中新社记者。

如果有样东西，让人一看就知道来自香港，花牌是其中之一。每逢盂兰节、天后诞、太平清礁等传统节庆，甚或春茗、新铺开张、婚嫁等，围村人总爱搭大棚做神功戏宴请四方来客，少不了扎个七彩花牌，配以开屏孔雀、飞腾龙凤等图案，再喜庆不过。

花牌设计实用与美观并重，配色尤为讲究，红字配绿底、黄字配红底，总之要醒目，“要让人远远就清楚看到你在办什么活动”，更要烘托气氛。乍看这种大红大绿的花牌，游人或以为俗气，其实正是这种世俗的热闹，铺张而有元气。

对于李翠兰那代人而言，入一行做一生是寻常不过的事，“我小学毕业那年，原本要出去找事做，我爸开花牌铺，就说反正家里也要请人，不如你留下来帮手，我说好啊。”

用竹枝扎孔雀头、画龙凤图腾等手艺，及最重要的写字基本功，都是在帮父亲打下手时学成、练就。

最早花牌上的字，是棉花字，即用棉花拼砌成的字。从前制作时，父亲会先将所有要用的字写一遍，李翠兰照着临摹，贴棉花，再喷上颜料待吹干。久而久之，她与父亲的字体愈发形似，横竖撇捺的苍劲有力如出一辙。

时移世易，港式棉花字难以为继。连手写字也日渐为电脑字体取代，后者工序简易，省时省力。“以前客人打电话来订制花牌，逐个报(要写在花牌上)的公司名、人名，我逐个记。有时‘陈’还是‘程’，‘汪’还是‘黄’，分不清，要确认几遍，电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现在只需要传真机，一张纸列好所有名字。”可李翠兰就是喜欢手写字的温度，也怀念那个书写年代的趣味无穷，电波里纠缠不清的同音字，那时只觉焦头烂额，如今回望却有份厚重的人情味，那情感满溢而出由笔尖渗至纸张，独一无二，也将人与人紧密连结。

根据庆祝主题，花牌大小不一，从20英呎至100英呎都有，字数亦随之调整，李翠兰最多曾在一张花牌上写过200个字。一日十几个小时伏案或跪地写字，李翠兰过去数十年习以为常，但身体先于意识感知到岁月，“年纪大了真的做不到。”长年劳作令手、肩、颈多个部位劳损，她伸出刚因麻痹动过手术的左手，伤口仍包扎着。

几年前，李翠兰已开始留意吸纳接班人，“但做我们这行辛苦，想请人很难，有的年轻人试做半日就走了。”顶着酷暑、严寒爬上戏棚挂花牌；等到风季，搭好的棚保不齐哪日被台风吹垮，有时倒在路上，半夜也要去清理。

捱得辛苦的年轻人黎俊霖还真就被她找到了。年轻一代为花牌扎作带来崭新思想，黎俊霖设计室内小型花牌，拓宽花牌使用场合，带入商场、饮宴食肆，也令花牌传统文化得以与现代都市更好地共存。

这些转变，李翠兰很愿意接受，花牌形态本就非一成不变，就像父亲一辈扎作时，花牌着重向高发展，动辄高过四五层楼。到她这辈，出于安全向横发展。这是每个时代花牌扎作师傅顺势所作尝试，为的是让花牌继续流存，代表香港。

李翠兰的生活慢下来了，乐于做起“甩手掌柜”，交予新生代掌舵人。她还试过退休，睡觉、看剧集，但无所适从。于是她又坐回巷口的店铺里，得闲就提笔帮花牌写字、画图，与路过的街坊话家常。她喜欢这样的日子，打算就这样过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