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16届的发展，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已经成为国家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发布平台，更是行业人士初秋时节相聚北京的“重要理由”。而在今年的论坛上，结合2021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围绕现代化金融体系在服务大循环、助力双循环方面的作为和潜力，业界大咖“百家争鸣”。在这场会上我们发现了三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影，一起来听听他们是咋聊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陈雨露：

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方式和制度，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陈雨露说,截至目前，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基本建立，银行、证券、基金管理、期货、人身险领域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已经完全取消，在区域和双边自贸协定当中，中国金融业开放承诺也逐步转向了负面清单模式。

未来金融开放这条“赶考路”还将继续走，对此陈雨露划了3个重点。

第一，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就开放而言，正面清单模式容易出现开放的碎片化，而负面清单模式提高了开放的系统性和制度性，增强了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更能够激发市场的活力。就风险防控而言，负面清单模式可以将暂不适合开放的领域放入负面清单，保持政策制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从而有效地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完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好负面清单模式对高水平开放的积极作用。”陈雨露这样表示。

第二，优化监管政策，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对此陈雨露表示，7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优化外资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准入门槛的要求，完善金融机构母子公司跨境往来的规则，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方式和制度，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第三，不断提升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水平。“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的防火墙，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陈雨露此言，极有分量。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毅夫：

出口占GDP比重13年降了一半，为啥仍有人说中国经济是出口导向型？

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消息一经宣布，立即引起业界人士的高度关注。那么，北京证券交易所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有着怎样的重要意义？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打算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

林毅夫说，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中国改变了发展道路。一方面，提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确有短期因素考虑：第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国际贸易受到巨大冲击，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出口受到影响，我们经济还要继续发展，当然更多要靠国内来消化、循环；第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打压，影响到我们的出口，我们同样也要靠国内市场。

短期因素外，林毅夫认为更要关注到经济的基本规律：出口占我国GDP的比重，已经从2006年的35.4%降到了2019年的17.4%，虽然依旧有很多人将中国称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但实际的情况是，我们已经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了。

当前，一些国际舆论认为，全球市场上到处是中国产品，对其他国家产品产生了竞争压力。“那你是从出口的角度看，但如果你看中国的市场，以2019年为例，中国国内市场占82.6%，出口17.4%，国内市场是出口的5倍，中国市场到处是机会，所以在国际上我们也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市场，同时是一个‘大航空母舰’，在这种状况下，外面有点风波不会影响到我们发展的基本态势。”林毅夫这样说。

经济发展要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技术要创新、产业升级要成功，就必须遵循比较优势。“有比较优势的，就要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缺乏比较优势的，就要充分利用好国际市场，国内国际的相互促进，是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意。”林毅夫同时强调，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必须有创新型的企业家，企业家要把创新才能发挥出来，必须有金融支持，因此创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是非常具有战略性的决策。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对绿色的核算能力，显然不适应绿色金融发展的需要

“30·60”目标提出以后，在国内外影响很大。“这个转型并不是别人让我们转，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转。我想结合近一段时间我们调研中看到的情况，讨论三个问题。”谈及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这样说。

一是减碳不能单打一，而应该从我国现阶段国情出发，建立降碳、治污、增绿、增长的协同机制。

二是减碳不能搞运动式，近期中央财经委会议指出不能搞运动式减碳。最近一段时间到一些地方做了些调研，地方上一些领导同志反映近期减排压力很大，甚至影响到了短期经济增长，也有些报道讲有些地方为了完成减排指标拉闸限电，夏天有些地方都不开空调。“通常我们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但是在绿色转型这件事情上，我以为应该是新的不来旧的不去，也就是先立后破，因此我们的着眼点还是要放到形成新的绿色供给能力上，确保产业供给安全前提下，实现平稳的转化。”刘世锦表示。

三是减碳不能指标错位。“对于实现双碳目标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节能并不等同于减碳，而能源控制总量如果控制不当，制约了应有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样不符合发展的初衷；二是能耗总量和强度控制到底应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比较好？比如近年来光伏发电成本已经较低，如果某个企业用这类绿电生产一种高技术含量附加价值的产品，它即便能耗高一点，但算总账还是合算的，因为产生的效益更好。”刘世锦这样说。

发展绿色金融所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现在看来是绿色标准问题。

“何为绿色？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是绿色核算的问题。”刘世锦表示，下一步，建议先建立起碳账户，再形成包括碳减排、常规污染物防治、生态修复和经济增长这4个要素在内的，包括国家、省区市、企业、个人在内的绿色账户，承担绿色责任。从经济学的角度就是界定产权和责任，这是市场起作用的基础。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世界就会很清洁，应该鼓励各地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