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6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南宋医药发展研究》  朱德明 著

叶熙春处方  朱德明 藏

开栏的话

历经191次试验，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献给世界的礼物。面对新冠肺炎和变异病毒，中医药深度介入疫情防控救治，有效提高了治愈率、降低了死亡率，彰显出独特优势和作用，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中医药为世界各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供了帮助。

为推动传统医药类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扩大传统中医技艺的传播范围，本报特设《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发展》专栏，就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探索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建设、传承模式与创新发展利用的有效路径，并加以宣传推广，向海内外输出健康中国的理念，树立人民对中医药文化的信心，促进中医药与世界各国的传统医学一道，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共同守护人类健康美好未来。

传统医药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应用的生命认知及医药技能所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医药由中医药、民族医药和民间医药3个部分组成。传统医药是国务院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医药类的统称，以中医药为主，它包含中医药文化、民族医药、针灸、正骨疗法、特色疗法、中药制剂、中药炮制、对生命和疾病的认知等类别。

中国传统医药文化底蕴深厚

随着201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实施、2021年1月22日《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发布和全面参与国内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争，中医药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扩大，为全人类健康作出了独特贡献。截至2020年12月17日，中国共有42个非遗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居世界第一，其中，中国传统医药类的占2项，即2010年11月16日被列入的“中医针灸”和2018年11月28日被列入的“藏医药浴法——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

日前，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其中，传统医药类有45项，加上此前4批137项（2006年有13项、2008年有40项、2011年有36项、2014年有48项），传统医药类共有182项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相应的5批传统医药类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达132人，这在整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传承人中所占比例较低。浙江是国家级非遗项目大省，但传统医药类也只有12项。

传统医药类非遗技艺中蕴含着卫生资源、经济资源、技术资源、文化资源、生态资源。如何推动中医药非遗主动融入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发挥突出作用？这是历史留给非遗人的考题。保护、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确定浙江为“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窗口”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2021年7月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印发《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年）》，部署推动“十四五”时期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工作。为发挥浙江的先行和示范作用，浙江省邀请省内部分国家级和省区市级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单位及传承人，接受《中国文化报》记者采访，就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等主题，讲好新时代中医药守正创新的中国故事、向海内外输出健康中国的特色技艺、展示新时代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传承传统医药的浙江方案

浙江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包括了传统医药八大门类中的七类，即活态中药文化、民族医药、针灸、正骨疗法、特色疗法、中药材及制剂、中药炮制，分布于全省11个地区，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绍兴、嘉兴等地，尤以中药文化和中药炮制为主。

浙江传统医药类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有12项，即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畲族医药（痧症疗法）、朱养心传统膏方制作技艺、张氏中医骨伤疗法、章氏骨伤疗法、方回春堂传统膏方制作工艺、武义寿仙谷中药炮制技艺、衢州杨继洲针灸、董氏儿科、朱丹溪中医药文化、桐君中药文化、绍派伤寒；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有25个，遍及全省各地。

通过普查，在浙江传统医药非遗项目各级传承人中，有一批在省区市乃至镇、乡、村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就职岗位集中在临床正骨疗法和特色疗法两个领域，还有一批扎根于药材种植基地、中药厂等。其中，冯根生、张玉柱、章岩友、李明焱、俞柏堂、董幼祺、金瑛7人是国家级传承人。

浙江省各级人民政府、文化和旅游厅、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管理局，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江省药学会、浙江省针灸学会等单位十分重视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保护及创新工作，并采取了强有力的保护举措。

首先，组织保障。在国务院先后公布的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蝉联五连冠。浙江省重申报更重保护，实施国家级非遗项目“八个一”保护措施，探索落地保护方式。2014年，浙江省建立了世界、国家、省、市（区县）4级名录体系，并成立了各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在全省开展非遗研究基地、非遗传承基地、非遗传承教学基地、非遗生产性保护基地、传统节日保护基地、非遗宣传展示基地、非遗旅游景区、非遗保护生态区八大类基地的建设工作，开展浙江省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的遴选工作。

其次，建立展示场所。截至2021年，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杭州市政府主办了13届浙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正在筹建大型非遗展示场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馆内包括浙江地区系统、全面的传统医药技艺介绍与展示。在浙江省已建成的有关传统医药非遗展示场所中，国营的有胡雪岩故居、胡庆余堂中药博物馆、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朱丹溪陵园、中国千岛湖中医药博物馆、兰溪药皇庙、江南药镇养生博览馆、大盘山博物馆等，私营的有寿仙谷中医药博物馆、中国铁皮石斛博物馆、义乌三溪堂中医药博物馆等。

最后，整理文献。从2007年开始，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编辑“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传统医药类的9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专著出版发行——《胡庆余堂中药文化》《畲族医药（痧症疗法）》《台州章氏骨伤疗法》《富阳张氏骨伤疗法》等。同时，各级政府资助出版了与非遗相关的学术论著，如杨敬主编的《浙江通志·医疗卫生志》《浙江省卫生志》，张平主编的《浙江中医药文化博览》（上、下卷），范永升主编的《浙江中医学术流派》，方剑乔主编的《刺法灸法学》，杨建新的专著《保护与传承》，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编的《浙江省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汇编》等。2020年，启动了“浙派中医系列丛书”《胡庆余堂》等专著的编撰工作。

如何开展中国传统医药传承发展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药非遗受到多方面的制约，包括“伪中医”横行、科学认知度不高等，导致中医药被广泛误解，得不到较好的传播和普及。为使中医药更好地发挥科学作用，中医药非遗的传承、发展、创新要做好引领规范作用，这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量。

加大督查力度。全国有关传统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创新工作实施较好，但还存在重评审、轻保护等现象。一些申遗单位和个人为了自身经济利益，在申报时下大力气，一旦成功入选，就“老方一贴”，回归原有状态，并未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进行保护和传承。对此，国家及各省应对已立项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传统医药类项目进行全面考评，并对保护、传承力度不足的项目提出整改意见。我们要不断强化法规制度建设，落实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责任、义务，加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管理责任，将非遗保护的法定责任落实到人。各地应对国家有关非遗的传承、传播、保护的相关制度和规范仔细研讨，制定相应的地方规范，完善非遗保护法律制度。项目保护单位或个人如果不能信守保护、传承的许诺，并不按要求整改，应对这样的申请主体实施退出机制。

深化挖掘保护工作。全国各地的中医药大学、中医院、中医药研究院等有较多传承有序、临床疗效显著的中医技术和传承人，由于各种原因未能申报各级非遗项目，因而未得到广泛传播。已故或年事已高的名中医药前辈留下来的手稿、处方未能进一步整理、保护和利用，一批传统医药技艺逐渐流失、面临失传，传承人积极性受挫、人才梯队面临断层、传统技艺创新乏力。人才培养严重滞后，以师承教育为主的中医传承模式，与中医药大学教育模式难以接轨，处在非主流的窘境中。一些中医药非遗传承人受各种限制，不能获得行医执照，只能暗中行医，其社会价值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有效实现……凡此种种，我们急需挖掘、整理、保护、创新，要不断弘扬中医药非遗的时代价值，坚持高质量发展，优化中医药非遗名录和记录体系，强化中医药非遗传承人培育体系和传播渠道，加强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老药工传统技艺的数字化、影像化、智能化记录。加强传统医药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评估与管理，继续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中医药非遗记录工程。我们要客观系统认识传统医药非遗项目发展的内在规律，认真解决好在发展过程中的抢救、保护、利用与发展关系，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全面系统地认识传统医药类非遗发展的战略意义与地位，从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打造传统医药类非遗未来的发展格局。

强化学术研究。传统医药类非遗存世及保护研究涉及中医临床学、中医各家学说、中医医史文献学、地方史学、应用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旅游经济学、企业管理学、民俗学、社会学、方志学等学科的知识，在研究中必须多学科参与、交叉研究、优势互补，以期达到比较系统研究传统医药类非遗的目的，找到传承和保护的对策。

加强宣传推广。全国各地应建立中医药博物馆，打造非遗宣传阐释新场景，弘扬各地区优秀传统医药文化。与权威媒体合力宣传中医药非遗，通过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普及中医药的作用。广泛开展非遗项目进学校、进社区活动，为中小学生、社区老年群众搭建了解传统医药的平台。通过网络直播、短视频、虚拟现实技术（VR）、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传播中医药科学知识，吸引青少年群体参与。探索建立全国中医药非遗传播平台，打造中医药非遗数据库、国家中医药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等传播载体、公共文化平台等。

推动创新发展。扶持传统医药非遗项目市场化，打造产业链。政府部门、非遗传承人、企业、金融资本合力将传统医药非遗融入现代化生活，探索具有特色的中医药传承保护新路径，推动中医药非遗创新转化利用，培育提升传播品牌，拓展互联网传播传承渠道。促进中医药非遗项目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加快中医药非遗项目产业基地和区域性非遗文化产业群建设。促进中医药非遗项目文化资源的数字化转化和开发，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开发利用中医药非遗进行数字文化产品创作、优质中医药非遗产品的开发，并充分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将其推向世界。

融入“一带一路”。传统中医药非遗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形式，对外传播面临着诸多困难。非遗领域工作者要挖掘非遗在思想领域、艺术领域、生活领域中的人类共同文化价值，作为对外传播的应有之义，要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机遇，将中医药文化融入重大战略，助推进一步走向世界。

（作者系浙江中医药大学浙江中医药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中医药委员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