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补专业服务空缺

2003年，许世琴和丈夫离开家乡周家桥村，去福建晋江的一家鞋厂打工。两个孩子，大的3岁，小的1岁，由婆婆照顾。两口子白天在厂里做皮鞋修剪，每人每月工资约700元，晚上去另一家企业做工。

每隔三四天，夫妻俩赶在上工之前给家里打电话，只为听听儿子的声音。春节回家，孩子特别高兴，但是离家返工的时刻，总是在泪水中度过。就这样过了四五年，许世琴忍受不了思念的煎熬，把读小学的儿子接到了福建上学。

另一位妈妈戚鹅，小时候曾长期留守，与奶奶相依为命。2007年，她离开5个月大的女儿，去广东珠海的一家化妆品厂打工。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她的眼睛就挪不开，听到那首《留家的孩子想妈妈》的歌曲时，她会哭上半天。

2010年，许世琴和丈夫为了照顾孩子，回到了家乡。戚鹅回乡则在2011年：“我不想孩子和我一样留守。”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却可以陪着孩子长大，而在他们的周围，仍有许多留守儿童需要陪伴和关爱。

民政局数据显示，许世琴和戚鹅所在的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2015年留守儿童数量为7万余名。

七星关区曾发生留守悲剧事件，政府安排专项财政资金关爱留守儿童，但光花钱是不够的，当地在乡镇一级设立留守儿童关爱救助保护中心，在村一级明确至少要有一位儿童主任后，机构和队伍有了，如何开展专业服务又是一道难题。

2016年，童伴妈妈项目进入七星关区。该项目发起方中国扶贫基金会认为，当时留守儿童困境的核心在于因监护和陪伴缺失导致的安全问题、心理问题等。基于此，项目在每个村聘请一位专职儿童守护专员——“童伴妈妈”，建立一个“童伴之家”，将所在村儿童的福利、安全、健康等问题纳入其服务范畴，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项目建立的县乡村三级福利递送体系及横向联动机制，可联合多个政府部门及外部专业支持方为孩子们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童伴妈妈”项目为试点村每村每年配备5万元资金，用于场地运营、补贴发放、培训督导等方面。许世琴和戚鹅都成了“童伴妈妈”，经过多次培训，她们掌握了专业方法，也有了稳定的收入。从此，村里的孩子们有了贴心的“妈妈”。

激发儿童政策创新

2016年是政策的重要转折节点。当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了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由民政部门牵头，教育、公安、司法行政、卫生计生等部门和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参加的领导机制。

“由民政部门牵头”的政策对童伴妈妈项目扩大规模影响深远。该项目2016年在贵州启动时，合作方是贵州省民政部门，项目村为100个，分布在10市的10个县（区）。

服务留守儿童的关键，在于解决福利递送的“最后一米”。项目在村里有了专职的儿童工作者和专门的儿童场所，且有一套专业服务的方法。七星关区民政局副局长王查说：“与非项目村对比，孩子们更加活泼阳光，而且安全保障更扎实。”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曾于2018年率团队对童伴妈妈项目川黔两地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有干预与无干预差距明显；项目实施时间越长，干预效果越显著。以生活指标为例，项目在提高儿童社交能力、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以及改善生活环境方面效果显著。

邓国胜表示：“安全指标方面的统计检验效果出来后，我们团队感觉很振奋。当地相关部门在座谈中表示，凡是有项目干预的村，这两年基本没有再发生儿童溺亡事故了。”

获得认可的童伴妈妈项目，触发了七星关区公共政策的创新。自2017年起，该区出台“两园计划”，在1804个自然村寨设置“心晴家园”，在517个行政村设置“春苗乐园”，年投入300余万元，为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服务，借鉴的正是童伴妈妈项目的运作模式。

遗憾的是，该项目运作至2019年终止。王查告诉记者，原因在于财政资金的紧缺。当地近年在困境儿童的基本保障方面的投入稳步提升，包括低保、（残疾人）两项补贴、临时救助、大病救助等在内，区本级财政年度支出约为1000万元，然而，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待提升，目前难以保证对服务性项目的持续投入。

记者获悉，截至2020年底，贵州省的童伴妈妈项目村分布于24个县（市区），累计达273个。贵州省民政厅申请财政资金，为每个项目村配套支持1万元，项目已形成政社合作的成熟模式。

构筑福利递送生态

截至今年7月，“童伴妈妈”项目在四川、贵州、江西、湖北等地的79个县（市区）919个村提供服务，覆盖儿童52.5万名，累计筹措资金1.3亿元，其中地方政府配套支持2346.35万元。

按项目最初设计，项目执行3年后，中国扶贫基金会团队将撤出，由当地“接棒”。目前，该项目在四川已由共青团四川省委接手持续开展。贵州项目执行3年后，经与当地商量，继续联合更多社会力量，持续深入开展项目，巩固项目成果。

在不少地方，童伴计划的长期存在已成为当地儿童服务体系的一部分。

贵州省绥阳县是全国救助改革试点县。2016年，童伴妈妈项目在绥阳县9个乡镇的18个村庄落地。时任绥阳县民政局局长的郑德权介绍，当地将项目实施与儿童福利政策整合，基本上没有发生一起安全事故，拉近了干群关系。

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童伴妈妈”的影响力正在超出村庄。当地民政部门正探索健全儿童保护网络，让“妈妈”们成为家、校、社区的联系者，帮助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有项目的地方，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得到显著改善，促进了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认为‘童伴妈妈’是新乡贤，是社区社会资本的纽带。”邓国胜介绍，在不少地区，“童伴之家”已成为村民互动和交往新的公共空间，在缓解干群关系上有明显效果。

童伴妈妈项目对儿童主任制度的完善也起到积极作用。2016年6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首次提到要在全国每个村居设立儿童福利督导员或儿童权利监察员岗位，这意味着“儿童主任”模式被纳入我国儿童福利保护事业。

该项政策落地的过程中，童伴妈妈项目起到了示范效应。不少“妈妈”已成为本村的村干部、儿童主任或为儿童主任提供能力培训，例如许世琴和戚鹅均已成为村委会副书记。此外，童伴妈妈项目为国务院妇儿工委主导的“儿童之家”探索提供了示范。

项目专家建议，应在中西部地区和农村推广项目经验，将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福利儿童保障体系纳入政府预算。“建议探索政府购买服务或者PPP模式，从而更好地推动项目，覆盖更多地方。我们还建议将‘童伴妈妈’的培养工作与本地儿童社工人才队伍建设有机结合，让‘赤脚社工’能够更好地融入主流社工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