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邀委员记者 凌友诗

今年，我们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也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身为在台湾成长，工作生活在香港并有幸为国家服务的我，对这两个重要的纪念都非常有感触，也忍不住结合自身的亲历和血脉渊源，去分析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的同与不同。经过深入学习，我认为，以下四点值得思考。

第一，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与中国共产党都是因应中国现代的危难而生，面对国家濒临瓜分覆亡，中国人以不同的方式，组织不同的团体共赴国难，共同追求民族的重振复兴。他们为的都是人民、家国、民族和天下。这种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信仰，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中国这样一批读书人和政治人物关心的不是个人迹业和集团的利益，他们洗涤私念，出于公心。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有我们这样传统文化式的“出民水火”“力挽狂澜”的革命与斗争。今天回看历史，从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共产党，均具有同样的民族意识与忧患精神。无论孙中山，还是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代领袖，他们都在自己的时代，为国家和民族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二，1840年带来三千年未有变局，中国所面临的除了救亡，还有“现代化”这个大课题。中山先生写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一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山先生的理想，更远超中山先生的擘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对国家进行有效的治理，让人民有序参政，勠力发展工业，实行国有制，节制资本，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有理有节的外交。这些，也正是中山先生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下的理想中国。习近平主席更是高瞻远瞩提出“五位一体”“四个全面”“四个自信”，并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精进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者、发扬者。

第三，中山先生当时面临的还有中国道统的承袭问题。他的民族主义，实则是发扬“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也依随中华道统来联合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推进天下之大同。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做了重要的选择后，提倡集体精神和为人民服务。其后数代领导人，一直贯穿着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这条与中国传统政治理想相一致的主线，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第四，中山先生无时不挂念中国的完整、自主、团结和统一。中国文化精神追求大一统。《春秋》公羊传体会孔子的尊王思想，指出任何一个正统政权，都应该担起“张大一统”“拨乱反正”的责任。这种大一统思想并不是西方的开疆辟土，彰显英雄主义，而是维护天下的稳固太平，然后推行礼乐教化，使人民安和乐利。故而中山念兹在兹的是中国的统一，习近平主席也说：“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所以，不论台湾变成怎么样，境外反华势力怎样鼓噪“台独”分子，我们中国的大一统和天下大同是刚正大道。台湾必然要回归此一大道。

上述四点，共赴国难、建设国家、弘扬道统、统一祖国，是中山先生的宏愿，中国共产党超额完成。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文精神将让我们克服百年浩劫和各种挑战而重新站在世界之巅。

（作者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