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孙中山先生、同盟会、辛亥革命等的早期记忆和认知，源自于我的故乡四川威远。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威远乡贤的凌云壮志和爱国情怀，早早地滋养着我幼小的心灵。

我幼年就读于威远幼儿园，幼儿园正门口树立着纪念同盟会会员胡驭垓烈士的石碑。胡烈士1911年参加四川保路运动，在威远建立保路同志军，与清军展开激战，英勇就义。

正是四川保路运动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章，吹响了改天换地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前奏。

而我后来就读的百年老校威远小学早年的一些师生也是中国同盟会的骨干。我印象最深的是胡素民老校长，他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正是在那一届大会上，孙中山先生提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新三民主义，成功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

习近平主席指出：“百余年的留学史是‘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历史不会忘记，100多年前，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以当时留日中国学生等为骨干组建中国同盟会，毅然发动和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我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踏上孙中山先生等留学前辈开启的求索之路。学成回国后我曾参与筹建中央统战部下属的中国留学人才发展基金会，期间看到孙中山先生鼓励留学生“指导国民”的题词，深感惭愧。

后来我创办了涛石公司，总部设在上海淮海中路650弄的一个宽阔的法式院落。这儿正是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先生回国的第一个寓所和办公室。正是在这里，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元老召开最高层会议，作出影响中国历史的三大决定：废止帝王纪年、共和国改用阳历、新政府采取总统制。

每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在办公楼里加班，眼前仿佛出现孙中山先生等辛亥元老们酝酿构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政府的情形。遥想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志士十次起义、走向共和的艰苦卓绝，我提醒自己，不要去追逐转瞬即逝的名利，而要有家国天下的胸怀和格局。

我们今天在香港纪念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先生尤其有意义。孙中山先生与港澳因缘甚深。1892年他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去到澳门镜湖医院，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1895年他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成立了兴中会总会。以兴中会为基础，1905年孙中山先生等人又在日本成立了同盟会，才有了我前面提及的家乡英烈的革命人生。

孙中山先生在国内外从事的革命活动，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主持编写《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在香港和美国分别成立兴中会，在日本成立同盟会，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位团结香港、两岸乃至全球华人的精神领袖。

正是受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伟大精神的感召，我与一批爱国港人“位卑未敢忘忧国”，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成立紫荆党，坚定维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我们决心继承孙中山爱国者的信念、建设者的衣钵和团结香港、两岸、全球华人的精神，不问东西，共建祖国和香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才智和力量。

（作者系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紫荆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