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数字化技术浪潮汹涌澎湃，“互联网+流量驱动”“大数据+数据驱动”“人工智能+算法驱动”等数字技术飞速发展，催生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进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动参与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开展多边数字治理合作，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及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对此，一直关注数字经济发展的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也是数字经济发展大国，参与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与应用，既是我国发展需求，也是我国发展责任。我国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应借助丰富的数据和人才资源、领先的5G通信基础设施等优势，更好地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和协同治理。

具体来看，秦荣生表示，一方面我们可以充分发挥数字技术的开放性、交互性优势，进一步促进全球数字经济体系开放、融合发展，推动建设互利共赢的数字经济“朋友圈”；另一方面可充分发挥市场引领作用，对内加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领军企业、科研机构等密切合作，推动数字新技术和数据标准制定；对外则可以通过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网络安全等领域达成全球共识，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我国数字经济。

秦荣生认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企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提供新动能的同时，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而在这些过程中，企业无疑发挥着重要主体作用，如何更好发挥企业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无疑是实现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多点开花、跨行业联动是数字经济的典型特点。在秦荣生看来，首先可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行动力”和民营企业的“灵活度”，让二者在数字经济领域齐头并进，相互协作，既可以发挥出两者在数字经济领域中更大活力，也可形成合力。

而对于企业自身来说，通过与数字技术的结合，不仅可以提升产品品质，让市场更加广阔，也可以解决现实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痛点难点。因此，秦荣生建议，企业可加快利用数字技术实施企业数字化转型，如开展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的示范应用。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来说，可通过推进产品设计、生产管理数字化等能力，提升产品服务、生产制造、企业管理智能化水平。

不过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多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低，尽管有强烈愿望，但受限于人力、资金约束普遍力不从心。对此，秦荣生表示，建议行业企业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企业的数字基础设施开放，促进产业数据中台应用，推进企业核心资源开放；同时平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应整合开放资源，以区域、行业、园区为整体，共建数字化技术及解决方案，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

无疑，“十三五”以来，我国信息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仍是我们最大隐患。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发展数字经济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牵住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在秦荣生看来，这深刻揭示了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核心要义，就是要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道路。

“我们要更好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在加快关键数字技术创新上做出突破。”秦荣生建议，“可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进口科研仪器关税减免等措施，使企业加大数字技术尤其是基础技术的研发投入；可借助国家对重大科技项目的支持，为技术产业化开辟‘萌芽’空间；同时鼓励企业积极参加以企业为主导，高校、科研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的‘产学研’融合模式，建立长效机制，推进试验产品向产业化转化。”

任何的创新都离不开资金和政策支持。为此，秦荣生建议，可通过建立数字经济核心企业贷款担保风险补偿机制，鼓励担保机构开展软件著作权、专利权、商标专用权等质押担保贷款，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初创期和成长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的贷款支持力度；同时通过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探索建立数据交易机制，建立规范的公共数据管理制度，提高数据质量；企业则应加快数字化转型与业务流程重塑、组织结构优化、商业模式变革有机结合，构建“生产服务+商业模式+金融服务”跨界融合的数字化生态。

未来，我们仍需努力。“总之，作为数字经济大国，兼具发展需求和发展责任，都应更好地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秦荣生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