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向来好争辩。1937年3月，他在《宇宙风》杂志第36期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文章批评了他的两位好友，指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说贝多芬的《月光曲》“温柔委婉，如怨如诉”，这属于望文生义，因为贝多芬原本表现的是“一个热烈的灵魂和外面的狂风甚或旋风挣扎的月夜”。还有李健吾《咀华集》评价何其芳的散文集《画梦录》，说读《岩》好像“谛听一段生风尼（交响乐）”，显然也不准确。

对此，朱光潜没有回应。李健吾却写了《读<从滥用名词说起>——致梁宗岱先生》的长文，发表于当年4月2日《大公报·文艺》。他承认“生风尼”确系用词不当，但梁宗岱自己也滥用名词。

4月28日，梁宗岱又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从滥用名词说起>底余波》，副题“致李健吾先生”，文中还涉及梁实秋和巴金。因梁实秋在《论文学的美》中说，“美学的原则”可应用到图画音乐，偏偏不能应用在文学上，遭到梁宗岱的揶揄和痛骂。同时，梁宗岱表示，他赞成朱光潜对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是油画的论断。

一个多月后，巴金在上海的《中流》杂志上发表《给朱光潜先生》，证明《最后的晚餐》并非油画，而且朱光潜关于“世纪病”的翻译很不恰当。

眼看论争变得越发针锋相对。6月30日，沈从文用笔名“上官碧”发表《滥用名词的商榷》一文，以和事佬的姿态，提出两个观点，作为总结：一是滥用名词不可避免，不应过于苛责，即便要批评，双方也应心平气和地，不能像梁宗岱那样“吵吵嚷嚷”；二是个别名词的使用不当，不会决定文章的整体成败，但首先写作态度必须是诚实的。至此，这场论争才逐渐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