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协网北京11月8日电（记者 付裕）2021年永乐秋拍将重磅推出王原祁《秋林远黛图》，此幅作品左侧下部有王原祁题款和钤印，工笔正楷两行书写：“臣王原祁奉敕恭画”，款下铃盖朱、白文方印“臣原祁”。作为康熙年间最重要的词臣画家之一，这是唯一一件私人藏王原祁“奉敕之作”，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王原祁《秋林远黛图》立轴 设色绢本 112×48 cm

应制绘画

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初，王原祁在丁忧后，赴畅春园向康熙皇帝请安。喜爱书画的康熙皇帝，时常要求御前画家当场进行书画创作，这次会面很可能正是康熙借以考察王原祁绘画方面实力的特殊召见。《娄东耆旧传》里就曾有这样一段生动的场景描绘：“在直庐，上幸南书房命王氏画，王氏执笔跪，上必曰起，王氏伸纸染翰，上凭案观之，并指示六法，王氏手挥口奏，移晷，上未尝不称善。”事实也证明，王原祁通过了康熙皇帝的考验，获得认同，并且开始进入内廷供奉笔墨。也是从那时起，王原祁开启了 “应制绘画”创作时期。

“此画采用的是倪瓒‘一水两岸’式的典型构图。但王原祁并不是‘照抄’倪瓒式构图，近景处树被他放在了画面的主体位置，远景山体层层垒叠，渐渐淡出视野，显然有借鉴黄公望体势之意。而且，画的中景和远景的坡岸面积比倪云林的比重大了许多，使得观者的视域更加开阔。此外，中、远景处的坡岸上所写的屋舍、茅亭也较倪瓒更为丰富。”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彦认为，画中树石画法近可联系董其昌，远可追溯到黄公望。王原祁的画中也会经常用到黄公望《天池石壁图》的前景。但董其昌是将黄公望的丘壑进行了“简化处理”，而王原祁有更多造型上的变化，甚至比黄公望的原型更多了几分“富贵”之感。

著名艺术家刘丹表示：“因为是献给康熙皇帝的，相比王原祁的其他作品，画面整体看来十分约制、自律。在创作时，王原祁脑海里浮现的是如何表现江山的合法性，而不是体现个人的洒脱志趣。”

王原祁小像

       笔尖技巧

在《秋林远黛图》中的笔墨运用方面，勾勒要多于皴擦，也就是用笔尖作画多于用笔肚子作画，而画中的“笔尖技巧”正来源于董其昌。邵彦表示，从艺术语言的运用角度来看此画，可以看出王原祁不仅和他的祖父王时敏一样，因袭了董其昌的山水三昧，更是通过对黄公望的学习直接上溯宋元，并发展出自己的艺术风貌。

关于设色，王原祁在《雨窗漫笔》中专门讲到：“设色即用笔用墨，意所以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之妙处。惟不重取色，专重取气，于阴阳向背处，逐渐醒出。则色由气发，不浮不滞，自然成文，非可以躁心从事也。至于阴阳显晦，朝光暮霭，峦容树色，更须于平时留心。淡妆浓抹，触处相宜，是在心得，非成法之可定矣。”刘丹指出：“这张画刚刚完成的时候，可能花青比现在更蓝更亮。此外，画中的绿色是用藤黄和花青调和而成，时间长了以后花青比藤黄褪得多一些，显得绿色特别泛黄，实际上此画在刚画好时候肯定要比之更加鲜艳。”

由此可见，王原祁所言的“设色”，既不是在轮廓线内“填彩”，也不是直接以色彩描绘自然物象的“没骨”，而是以色代墨、色墨互用。色彩在他的画中是皴擦点染的墨法的一部分，并借助色彩增强其块面区分，营造出整体山水的光线明暗效果，显出些许立体感。

正如许力所说：“王原祁的这件《秋林远黛图》清晰呈现出了画家本身的学养以及他的画艺师承。在此画中能看到黄公望、倪云林以及董其昌的影子，而王氏的高妙就在于，他能很不着痕迹地在一张画里呈现他传承、品味以及他自己对于江山的理解，不管是奉敕与否，此作已然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术水准。”

永乐拍卖执行副总经理尚颢也感慨于此画之笔墨精妙，他回忆说：“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幅画之时，王原祁笔墨上的精益深深地震撼到我，从作品中甚至可以读出他创作此画时的内心感受。”

《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1925 年，京华印书局出版。

宝蕴楼之珍

从清代内务府档案文献来看，当时宫廷内确实有不少建筑空间曾经用王原祁山水来装饰。《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中就记载，乾隆十九年的某天，原来曾用于九州清晏的王原祁山水画，要改用方琮的画来替换。并且换下的王原祁画作，被要求送往懋勤殿修裱保存。

纵观此画，其中的秋景不但没有萧瑟之感，反倒显得温润可爱。王原祁一反往常多用枯笔的习惯，用水比较丰富而有温润之致，色墨浑沦，于斑驳陆离之中充满一片郁郁葱葱。

出身江南望族的王原祁，祖父王时敏是董其昌的嫡传弟子，家学渊源。他从小跟在祖父身边，学习正统画风，耳濡目染。董其昌的南宗画论，自然是绘画实践的理论基础。加之王氏到了北京之后，丰富的收藏资源以及崇尚董其昌的文化风气，更是为王原祁提供了受人肯定、进一步向古代大家学习的有利条件。于是，集有利条件于一身的王原祁，便迅速脱颖而出，进入康熙的视野。

根据《娄东耆旧传》康熙四十四年的记录，康熙曾为王原祁题“天机来纸上，粉本在胸中”对联，赞美王原祁的绘画才能。并且选择亲自临董其昌字体来赐给王原祁，则间接提示王原祁与董其昌的相承关系。由此不仅可以看出康熙对王原祁的表现之满意，更是将王原祁与董其昌作关联。

清王原祁《秋林远黛图》轴正中钤印“乾隆御览之宝”与“宝蕴楼书画录”

据统计，《秋林远黛图》款署款“奉敕”或“恭画”的作品仅有20余件，“臣”字款作品约有10余件流传，仅有6件为奉康熙御命创作。这件创作于康熙年间的《秋林远黛图》画面正中钤盖有清高宗“乾隆御览之宝”印玺，这是乾隆皇帝最为重要的收藏证明。画面的左下方又有“宝蕴楼书画录”印，确指了作品进入宝蕴楼之前的最后一次出现在关外的热河行宫。

1913年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建议“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以此为旨筹设古物陈列所，并要求将当时奉天行宫及热河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保管、展览。

为安置这批文物，1915年又在咸安宫旧址之上建成宝蕴楼。后来古物陈列所聘请专家对所有文物藏品进行登记造册，并在书画类艺术品上，加钤“宝蕴楼书画录”，而王原祁的此幅《秋林远黛图》正在此列。因较早就由京师送往行宫收藏，因此作品上并没有钤盖乾隆、嘉庆朝的“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清宫鉴藏印。

顾颉刚曾在《古物陈列所书画忆录》中记道：“王原祁《秋林远岫图》立幅”，而顾氏所记王原祁《秋林远岫图》立幅，应该就是《秋林远黛图》，此处或许是顾颉刚的笔误。后来在民国十四年（1925）九月编纂出版的《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十册中，已将“远岫”改为“远黛”。这也进一步证实了王原祁此作不仅是来自关外行宫，而且在文物迁移后又被收藏于宝蕴楼，并在此得到文博界前辈的登记造册和著录。而在《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中，王原祁的作品共计5幅，3幅原藏于奉天行宫，而《秋林远黛图》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署款有“臣王原祁恭画”的《松溪仙馆图》轴，则来自热河行宫。值得一提的是，这两幅书画钤印方式相仿，都有清高宗“乾隆御览之宝”，王原祁“臣原祁”朱白文印，以及“宝蕴楼书画录”，以及半方“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