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晶明

这是一个大话题，但我忍不住想借此小专栏叙说一点。《鲁迅全集》的最早出版是1938年，在当时那样一个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加上国民党政府对鲁迅作品的态度依然十分严苛，出版《鲁迅全集》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但许广平、许寿裳等鲁迅亲友保护鲁迅作品的心情迫切，再加上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因而在鲁迅逝世两年之后，一套精美的《鲁迅全集》奇迹般地问世。可以说，《鲁迅全集》的出版从一开始就有着鲜明的红色烙印。

自此之后，历次《鲁迅全集》的出版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毛泽东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而他在《鲁迅全集》的出版史上同样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可一说的是1981年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可以说这一版的全集是在毛泽东的批准和部署下实现的。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75年11月1日，毛泽东阅邓小平10月31日报送的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来信。周海婴在信中提出三条希望，一是将戚本禹过去从文化部保险柜弄走的全部鲁迅书信手稿1000多封，交给国家文物局负责保护收藏，由文物局负责全部影印出版，同时由出版局负责编印一部比较完备和准确的鲁迅书信集。二是现在继续编辑出版一部比较完善的新的注释本《鲁迅全集》，需要动员一些认识和熟悉鲁迅的老同志来参加工作。三是将1958年下放北京文化局的鲁迅博物馆重新划归国家文物局领导，在该馆增设鲁迅研究室，调集对鲁迅研究有相当基础的人员，请一些对鲁迅作品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顾问，除和出版局共同负责《鲁迅全集》的注释外，专门负责鲁迅传记和年谱的编写工作。三条要求的共同点是，保护好鲁迅手稿，争取早日出版《鲁迅全集》，并为此做好编辑、注释工作。

毛泽东对周海婴来信作出批示：我赞成周海婴同志的意见，请将周信印发政治局并讨论一次，作出决定，立即实行。可以说，这是毛泽东逝世前为鲁迅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功德无量的事。这一批示及其后的推动，促成了《鲁迅全集》的编辑、注释工作的“立即实行”。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就是这次批示的直接成果。那次编辑工作的启动，同时也拯救了全国很多相关的文化人士，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可以说，这种改变是早于粉碎“四人帮”的拨乱反正，使他们更早一些时间回到学术上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著名中国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就有相关的回忆，谈到这次编注工作对他个人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道：那时也是“四人帮”倒台前夕，我们学校参与了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承担的任务是注释《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三集》和鲁迅的书信……也是为了工作需要，从这时候开始，我就不断地查找史料，采访前辈作家，和前辈学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那段时期的工作，包括后来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集中校稿、审稿，为写好一个注释下的许多苦工夫，都对我影响很大。就我个人的际遇来说，如果不是参加注释组，可能后来会一直在写作教研室工作。可以说，没有注释鲁迅，就没有陈子善，我至今很感念这个最初的学术训练。在注释鲁迅作品的过程中，我遇到的很多问题，以后在史料研究中也遇到了。因为之前大部分都已经碰到过，后来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我一开始学着做学问，就是研究史料，然后就喜欢上做史料，假如没有这个熏陶，我可能会跟大家一样去搞理论。也正是这个经历，让我有机会认识了很多前辈作家、学者，和他们在一起工作，学习他们对待学问的严谨态度、做学问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

今年9月25日，为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了《鲁迅全集》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题座谈会。多位曾经参与过1981年版全集编辑、注释工作的专家学者与会，聆听他们的回忆，令人心生感慨。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鲁迅作品出版的完备程度、注释的专业水准、出版的严谨态度，达到了作家作品编辑出版的最高境界，这一传统也成为鲁迅研究中的宝贵资源和值得述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遥想毛泽东当年在延安时案头上时时摆放着《鲁迅全集》，他对鲁迅作品的熟稔达到了很多专业研究者都未必能企及的地步，再联想到他直到晚年都以坚定的态度支持《鲁迅全集》的出版，对“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这句话的理解就更一层了。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 人民政协报 》 （ 2021年11月22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