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拉开了协商建国的序幕。组织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成为中共中央与部署战略决战并进的一项政治任务。作为香港民主阵营中的旗帜性人物，李济深于1948年年底秘密离开香港。同船北上的，还有朱蕴山、彭泽民、章乃器、邓初民、茅盾等20多位民主人士及随行乘客。“为了一件大事”——这是1949年元旦，李济深乘船途中，在茅盾的记事本上写下的一段话中的一句，反映了北上民主人士共同的心声。

1949年1月，沈钧儒、李济深、蔡廷锴、郭沫若（左起）等在沈阳观看秧歌表演

“李济深能来最好”

李济深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也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政治人物。他的何去何从，必然对时局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那么，李济深是否愿意北上？何时北上？如何北上？都是中共中央极为关注和一再提到的事情。

“五一口号”发布当天，毛泽东就致函李济深、沈钧儒，与他们商量召开新政协的一些具体事宜。这封信是潘汉年登门送到李济深公馆的。毛泽东在信中向李济深和沈钧儒提议，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和中共中央就召开新政协发表一个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足见中共中央从“五一口号”发布时起，就对李济深及其担任主席的民革在筹备和召开新政协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寄予厚望。

同一天，中共中央还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向上海局和香港分局作出指示，其中提到：“首先征询李济深、沈钧儒二先生意见电告。”这个指示中提出了一份包括29位民主人士的邀请名单，也可称为中共中央的第一份邀请名单，李济深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一一列名复电5月5日从香港联名通电给他和中共中央响应“五一口号”的12位民主人士，排在第一位的是李济深。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提出一个77人的邀请名单，涉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个界别具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李济深同样列第一位。这份指示电报特别提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如李济深能来最好。”

前两批民主人士起程北上后，中共中央在1948年10月30日电示香港分局：“请尽快邀请民革（李济深能来最好）。”11月5日，中共中央再电香港分局，部署和指示邀请民主人士北上事宜，在列出的15条事项中，第一条即是关于李济深的北上：“民革如李济深在看到我们关于新政协诸问题的提案后，有北上意，望即电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电相邀。”也就是说，对李济深的北上意向，中共中央不仅高度关注，而且作了细致周全的考虑。

同一电报还提到：“港分局与钱之光，必须在11、12两个月，将上述各单位代表送来解放区，其中最重要者为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絅伯、陈嘉庚等十人。”李济深在这十位“最重要者”中，依然列第一位。

从中共中央发出的一系列电文指示和措辞可见，李济深在中共中央邀请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中，是重中之重的人物，也是难以替代的人物。

国民党当局也没少在李济深身上打算盘。国民党虽然开除了李济深的党籍，但肯定不愿意看到李济深去解放区，并且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

美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也插进来一手，想利用李济深的地位和影响与中共抗衡周旋，而且先于国共两党付诸行动。全面内战爆发后，美国政府并不看好蒋介石政权，甚至料到了蒋政权的垮台。早在民革成立前的1947年夏秋之间，国内一些既反共又反蒋的右翼人士，就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鼓动李济深组织一个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政府”，取代蒋介石的统治。一年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报告说：李济深作为代替蒋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

曾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还作为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的说客，到香港劝李组织新政府，替代蒋政权与中共谈判，以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这个提议遭到李济深的拒绝。蔡增基去拜访李济深，是由马万祺引荐的。马万祺后来回忆：“任公听过蔡先生的传达之后，向他分析了当前局势。他认为中国应该统一，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内战永无宁日。”李济深还对蔡增基说：“作为朋友，欢迎以后有往来，但如谈此类事，则不必来了。”

宋子文1947年10月出任广东省主席后，也开始打李济深的主意。宋子文派办实业起家的立法委员刘航琛到香港游说，请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所谓“和平统一大同盟”的组织。后来又亲往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拜访。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桐说：“宋子文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他一见我父亲就说，我当广东省主席，不是老蒋的意思，而是‘老美’的意思。”宋子文希望通过李济深，疏通李的老部下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人，并联络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广州建立新政府，与中共进行和谈。李济深为了试探宋子文，提出先在广东释放政治犯，以示和谈的诚意。宋子文口头答应可以考虑，回到广东后却没了下文。

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也想到了李济深。白曾派黄绍竑携亲笔信到香港，“敦请任公到武汉主持大计”。当黄绍竑在1949年年初带着白崇禧的亲笔信及大笔钱款飞抵香港时，李济深已于数日前动身北上，黄绍竑没有联系上李济深。但桂系并不死心，后来又托桂系派往香港工作的立法委员黄启汉给李济深带信：“尤望大驾及革委会诸公早日莅临武汉或南京，指导一切。”李济深即便当时还在香港，也不会应允桂系的邀请。何况李济深已经北上，此事就更无从谈起了。

面对接二连三的游说，李济深始终未为所动，一一拒绝，坚守了一个民主人士应该坚守的立场。同时也表明，李济深虽已去职，但作为一个有重要影响的军政人物，他的何去何从，意义是非同寻常的。

李济深的女儿回忆：“1948年底，李济深决定结束他在香港的活动，接受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多次邀请，离港北上。”

“同舟共济 一心一意”

1948年12月27日一早，阿尔丹号货轮离开香港。李济深记下了出行时的情景：“晨七时领港人上船，又紧张了一度。船出口自西南经玛丽医院西南行，并认出廖恩德之家焉。一直俟出尽口，不见有山，始得外出舷行。”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在人数上超过了前两批。茅盾随身带了一个记事的手册，请同船人士题名留作纪念。在这个本子上签名的除李济深外，还有朱蕴山、茅盾、梅龚彬、邓初民、龚饮冰、吴茂荪、彭泽民、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李民欣、卢绪章、王一知、魏振东、徐明、董晨、李海、徐德明。其中，后来参与接管上海的卢绪章和龚饮冰作为中共随行人员，陪同李济深一行北上。茅盾夫人孔德沚以及受华润公司派遣、参与护送李济深一行北上的李嘉人没有在上面签名。

阿尔丹号货船驶过舟山群岛时，迎来了1948年除夕（12月31日）。当夜，船上聚餐守岁。李济深记：“31日晚10时后聚餐。将各人所有食物取出，请船主及船员一律同席。菜有鱼子、腊鸭、牛肉、沙律、饺子、水果等，甚盛也。”彭泽民赋诗一首《戊子除夕在舟行中》：

航行三日逢除夕，客思悠悠薄送年。

海面狂涛姑且渡，春风将近到吾船。

第二天，即1949年元旦，李济深应茅盾请求，在他的那本手册上写下这样一段新年献词：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无论是李济深的元旦题词，还是彭泽民、朱蕴山的诗句，都能让人真切感到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憧憬和向往。这也是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茅盾说：“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愿。”

李济深在离开香港前，还另外写过一个新年献词，取名《团结建国》，交给《华商报》于1949年1月1日发表。开篇一段是这样写的：

人民革命已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中华民国的第三十八年，全国同胞必然走尽了黑暗的历程，而踏进了光明的大道。因而我们是以空前的兴奋与愉快来迎接这一元旦的。一切民主阵线的朋友，爱国的人士，到今天，应该各个准备以其知识能力，为建立一个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

李济深在这篇新年献词中还提到：“最近的将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的新政协一定召开，从而订一个照顾各阶层利益，促进各阶层合作的共同纲领，全国同胞就在这一共同纲领下埋头苦干，努力建国。”这也是李济深这次克服种种困难、排除重重阻碍毅然北上的动力所在。

在海上长途航行，难免遇到风浪以及其他麻烦。李济深一行的生活大体是安稳的。此状况对于这个以中老年人为主的团队来说，已属相当不易。李济深在1月3日的日记里罗列了一天的起居，可以作为他们此行的日常生活的缩影：

一、 晨起，风浪极大，前夜船主已将桌上各物收置停妥，而朝来在架上之装药小瓶、日记簿等均落地上，昨夜风浪之大可知。

二、 因浪大，整日未起下餐室食饭，不想食故。徐君将饼干一纸盒、水果六枚送来，各人小食饼干水果而已。

三、 下午七时许，催食饭，朱先行，我亦勉起床下餐室，勉食烤面包二三片，猪排一块，大头菜几片。

四、 食后玩勃里奇纸牌二小时，十时睡。

五、 据船伙伴老李云，因风浪大，船每小时行二海浬而已。因船老遇顶头风，船身倾侧，舵入水不深，推进无力故也。

六、 晚上，渴甚，因饭后得水果一枚，想食之，香如甘露也。

“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经过12天航行，阿尔丹号货轮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港。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民革代表朱学范，大连市委负责人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齐集码头迎接李济深一行。李富春、张闻天和朱学范是专程从沈阳赶来的。张闻天是茅盾的弟弟沈泽民的同学，和茅盾自年轻时便相识。1940年，茅盾与张闻天曾在延安相会。这是时隔近10年后的重逢。茅盾晚年记录了这个场面：

1949年元月7日，轮船驶进了大连港。大家蜂拥到甲板上贪婪地眺望着这片神圣的自由的土地。啊，我们来到了！我们终于胜利地来到了！

码头上欢迎的人群中，我看见了张闻天颀长的身影，他正挥舞着双手在向我们致意！

李济深当天在日记中对大连方面的接待活动作了一个流水账式的记录：

一、 早八时，船舶大连港，而中共已有代表多人在码头迎接。朱学范同志亦由沈阳来接船。

二、 登陆后，即入大连最大的苏联人所开之大酒店。进点心后即请午宴，地点在关东酒楼，席为宴席，极其丰盛也。

三、 日间去大连市市场买了皮鞋一对（一万二千五百元关东券），约合港币四十余元。

四、 晚请在火车头俱乐部观苏联海军歌舞团跳舞、唱歌。唱舞，大致不错也。

五、 十余日不洗澡，旅店房内有浴缸，洗了一次澡，甚清爽。

李济深所谓“大连最大苏联人所开之大酒店”，指大连大和旅馆，即今天的大连宾馆。它原是一家日本人开的连锁高档酒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东北地区的大城市都有大和旅馆；“进点心后即请午餐”，指李富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关东酒楼（今大连饭店）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为民主人士一行接风洗尘，这也是周恩来事先亲自去电交代和安排的；“晚请在火车头俱乐部（今大连铁路文化宫）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跳舞、唱歌”，是指驻大连苏军负责人当天下午请李济深一行到其司令部做客，适逢苏联海军歌舞团在大连劳军，便请民主人士一同观看。

李济深一行在大连停留三天，期间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后乘专列前往沈阳。中共方面的随行人员龚饮冰和卢绪章没有随民主人士去沈阳，而是在大连住了一段时间，经天津前往华北解放区。

李济深一行于1949年1月10日抵达沈阳，在沈阳铁路宾馆与沈钧儒、郭沫若等前两批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重逢。李济深到沈阳后，拜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看望了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并与谭平山、蔡廷锴、朱学范等民革领导人进行了深入交谈。1949年1月12日，李济深从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革命之彻底而努力。”毛泽东、周恩来当晚即复电李济深：“先生来电诵悉，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

至此，从香港北上的前三批民主人士共聚沈阳铁路宾馆，开始了一段并肩为新政协和新中国呐喊、努力、奔走的难忘时光。

李济深将北上解放区视作“为了一件大事”。事实上，李济深的离港北上，本身也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有学者指出：“李济深的北上，其意义不只是他本人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而且代表了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从这个意义上说，李济深北上，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

（作者单位：中国政协文史馆。摘编自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向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