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读牟钟鉴先生的新书《荀学新论》，颇有些感想。研究荀学者多，但先生新论，却是“苦读《荀子》三十二篇，为了正本清源，便手抄全书，一边抄读一边解注，反复数遍，务求准确理解和读出新意”的心血之作。

“准”在何处，“新”有何意？仅以书中“人性趋恶论”为例。对荀子的“化性起伪”说解析之“准”，可以“新”到由此发端，对当前的市场经济伦理建设，都有启示。

牟先生指出，通常被人们解读为与荀子对立的孟子的性善论，准确地说其实也是“人性趋善论”。孟子把人性“四端”称为“良知”，但毕竟只是“端”，是萌芽，需要通过教育和修身加以扩充。但孟子讲的良知是人的道德属性。问题是，人怎么与生俱来就有这个“端”，这个道德属性，讲不清楚。倒是后来阳明心学强调“致良知”，多了一个“致”字。“致”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行，达到；二是依据，标准。王阳明说，“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某与此良知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着得知容易，把做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处，负此之尔。”其实，准确地理解荀学的“化性起伪”说，早就“一口说尽”，透彻痛快了。

在荀子看来，人性是与生俱来、自然而成的人的动物性、生物性，无所谓善恶，但可以趋善也可以趋恶，此其一，关键是“趋”。“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者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此其二。这里的“伪”，不是现在字面意义上的真假之“伪”，而是象形文字直接表意的“人”与“为”之“伪”。“伪者，文理隆盛也”，人之为之也，此说与孟子强调后天的道德教化、王阳明强调“致良知”的“致”，其实是相通的。不过荀子说得更为简明通透。

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当然还只是一个朴素的萌芽，但立足点、出发点是“准”的，由此发端，对建设市场经济伦理可以有诸多启示。

启示一，如牟先生言，荀子的“人性趋恶论”是孟子的“人性趋善论”的补充和深化。无论“性善”还是“性恶”，关键不在“性”本身的善恶（性本身也无善恶），而在如何“趋”善抑恶。要点在“趋”而非“性”。我不能否认市场经济的起点。每一个经济的个体，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是资本的本质；每一个真实的个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自私的本性。这两个起点是市场经济的动力，正是这两个最大化，进入市场经济运作，演出了一部剧烈竞争、效率至上的交响曲，从整体上形成推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动力，形成了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秩序。但任这两个最大化自然“趋”向的“无限度”追求，又必然导致互相欺诈、物欲横流，市场经济的秩序就无法维持下去。简单地说，一味节制甚至禁止人的欲望，就没有市场经济。不适当和有效地节制资本而任其野蛮增长，不适当和有效节制人的欲望，而搞得物欲横流，也搞不好市场经济。所以，由荀子的“人性趋恶论”发端，其实可以引出今天迫切需要的大道理、大学问。

启示二，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中“化性起伪”，要把握好底线和边界。在市场经济中，手持利益这把“双刃剑”，身处社会这个共同体，就需要坚守底线、明晰边界，有所为、有所不为。经过了个人利益的觉醒、市场经济的洗礼，如何把欲望冲动与道德追求、把物质富有与精神高尚结合起来，把握好这个底线和边界，关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

启示三，回头来准确解析荀子的“化性起伪”说，就有新意了。正如牟先生所说，“荀子讲性恶和化性起伪，一不是指斥欲利本身为恶，二是主张化性而非禁欲”，“荀子不是禁欲主义者，而是养欲主义者，不把礼与欲对立起来，能看到两者的辩证关系，首次提出以礼养欲，比之节欲更具有柔性”。市场经济的伦理建设，如何“化性起伪”？不能靠宗教信仰，必须有理想信念。“不把礼与欲对立起来”，既要坚持铁腕反腐的刚性，也要生出“以礼养欲”的柔性。要使道德成为市场经济的正能量，做到“文理隆盛”，则自然风清气正。

启示四，市场伦理建设，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是在当今世界人口数量最多、经济体量扩增最快、国民财富总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执政党，如何防止市场经济负面效应对党员干部的诱惑、对党的肌体的腐蚀，更是我们党必须直面且必须消解的重大难题，是一场新的大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纵深推进。我们也不能停止思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如何保持生机活力、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中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创造性，既“很想干，很愿干，很能干”，又“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广大党员干部如何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我们在理论上要有更为透彻的思考，在实践中要有更为科学的探索。

(作者系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