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胡愈之出生于1896年，1986年去世。作为20世纪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文字改革专家，他不仅长期与各界知识分子保持密切往来，还于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务，为统一战线事业做出巨大贡献。1939年，胡愈之在广西桂林创办文化供应社，并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广西最大的出版社，推动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出版事业在西南地区的复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逐步形成和发展，是胡愈之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缩影。

到桂林开展文化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先后陷落，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胡愈之根据组织安排也来到武汉，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中主管文字宣传的五处处长。

由于之前看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胡愈之对书中描述的延安生活有较多向往，“觉得去那里就可以学到更多，大有作为”。而当时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要整编，胡愈之就趁着相关机构撤离武汉的机会，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提出辞职和到延安去的请求。但周恩来只同意胡愈之辞职，并不同意他去延安，而是要他去桂林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把桂林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周恩来告诉胡愈之，桂林将是一个文化重镇，去那里可以做出一番事业。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出于三点考虑。

一是桂林有较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才、群众基础，有利于大规模开展进步文化事业。九一八事变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已有众多全国知名进步文化人士，如杨东莼、朱克靖、薛暮桥、陈望道、夏征农、马哲民、杨潮、李达、欧阳予倩、莫乃群等几十人来到了桂林。他们或教书讲学，或参与出版工作，在桂林广泛宣传进步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因此桂林具有良好的文化氛围。同时，武汉沦陷后，大量知识分子也将转移到桂林，为在桂林乃至大后方大范围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此外，广西当地的各类学校，如广西师专等，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广泛宣传抗战思想，尤其这些学校培养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当地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桂林开展文化抗日活动的群众基础也较好。

二是桂林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虽然抗战开始之后，广西的桂系军队已同国民党的中央军协同作战，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广西当局并不愿意将所有权利交出去，因此十分欢迎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与蒋介石有所抗衡。同时，桂系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也有较多联系。早在西安事变时，桂系就与中国共产党打过交道，全面抗战开始后，广西部队在五战区作战，与新四军密切配合。1938年，李宗仁到武汉时，还与周恩来有过较为友好的交往，并且在从武汉撤退的途中，周恩来将八路军准备在桂林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告知白崇禧后，白当即表示同意。因此，相对于重庆等地，桂林的政治环境是利于开展抗日活动的。

三是胡愈之在出版界长期耕耘，与文化界联系密切，更容易在桂林“文化城”发挥特长。18岁就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胡愈之，不仅对报刊编辑出版工作和出版业发展态势十分熟稔，还与鲁迅、沈钧儒、邹韬奋、茅盾、郑振铎、夏衍、叶圣陶、陶行知等文化界名人有较多交往，并积极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救国会，参与营救“七君子”行动。胡愈之为抗日民主人士长期奔走，使其在文化界享有盛誉，更容易团结在桂林集聚的广大知识分子。

临行前，周恩来嘱咐胡愈之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工作，保存实力，长期战斗。因此，1933年9月就入党的胡愈之只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在桂林开展活动。

1938年底，胡愈之来到桂林后受到广西当局的欢迎，还被邀请加入广西建设研究会，担任该会的文化部副主任。作为广西当地具有官方背景并且聚集了大量国民党左派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团体，广西建设研究会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因此，为更好开展工作，胡愈之加入该会，并以此为平台，与广西的许多民主人士广泛交往。

但广西建设研究会毕竟是当地政府影响下建立的组织，因此为更有效推进桂林文化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胡愈之打算利用自己丰富的出版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建立一个出版社作为新的文化阵地。在与救国会成员沈钧儒，老同盟会会员、时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李任仁等人磋商后，胡愈之拟定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创办一个文化出版机构，即文化供应社。

扛起出版业复苏大旗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出版业饱受战争创伤，出版数量大幅下降。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全国一共出版书刊10014种。在此之前，仅1936年一年，全国出书种类就达9438种。在这种情况下，胡愈之在文化供应社建立之初就制定了“配合抗战宣传，动员民众，推进普及教育和群众文化运动的需要”的工作方针，并将文化供应社的读者对象锁定为“广大城乡工、农、兵、学生”，大量出版、编印各种战时干部训练材料、学校教材、参考书、词典、百科全书、学术名著以及关于宪政、地方自治和时事问题的丛刊等，力求以丰富且符合战时需要的出版产品，重振被战争摧毁的本土出版业。

首先，文化供应社编印了一套“文化室图书”和一套“通俗文库”。文化室图书《国民必读》共计261种，内容包括战争常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可供阅读和演唱的文艺作品，以及挂图、地图和《国民字典》等。通俗文库则包括半月刊《新道理》、“时事问题丛刊”“世界大战丛刊”“国民教育丛刊”“纵观近百年史丛书”等。这些大众读物的出版，既普及了文化知识，又宣传了抗战内容，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其次，文化供应社还出版了大量学术著作，如杨成芳主编的《抗战建国使用百科辞典》，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简明教程》，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出版了大量的文学读物，如陈白尘的话剧剧本《大地回春》，聂绀弩的杂文集《婵娟》和散文集《沉吟》，骆宾基的中篇小说《吴非有》等；出版了大量青少年读物，如《中学略读文选》，丰子恺的《艺术修养基础》，张毕来的《欧洲文学史简编》等。这些出版物覆盖了各个群体读者，丰富了战时群众的精神生活。

抗战期间，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先后出版丛书12套120种，单行本著作107种，成为抗战期间广西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扛起了全面抗战后本土出版业复苏的大旗。同时，这些书还被大量送往前线，成为文化供应社协助当地开展抗战动员工作的重要工具，推进了文化抗战的实现。

创新经营管理

文化供应社之所以能够在战争环境下出版大量报刊，得到快速发展，还得益于胡愈之等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

首先，在管理体制上，胡愈之采用当时大书局惯用的股份公司制。1939年10月，胡愈之代表救国会，陈此生代表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同社会知名人士40余人，集资12000元筹建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之后，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文化供应社又多次扩股增资。如1940年1月，文化供应社第二次董事会决议扩充股本金额至10万元，实际达到12万元。

充足的资金一方面促进了文化供应社印刷设备的改进和办公环境的改善。如1940年3月，胡愈之等决议出资４万元与九如堂合营建设印刷厂，使文化供应社成为战后少有的出版、发行和印刷三合一的出版发行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5月，董事会又决筹资２万元，在桂林丽泽门外（今丽君路旁）购地建筑文化供应社新的办公楼；另一方面，文化出版社又利用充足的资金在桂林城内增设多个营业处，并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使文化供应社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股份制的施行，除了保障文化供应社的资金和运营外，还让文化供应社具有官方书局的背景，减少了后期国民党出版审查带来的阻力，为文化供应社的产品在战时环境下流通提供了便利。不过，虽然施行股份制，但担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的胡愈之在设计文化供应社规章制度时就明确规定，出资者虽为股东却无权干涉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这一规定保障了文化供应社的出版及经营的自主活动空间。

其次，文化供应社还十分重视读者服务，增强与读者间的互动。胡愈之要求文化供应社的书店门市开架销售，任读者自由翻阅，“长期热情接待学生、教师、职员、工人、社会青年等购书、订购报刊，时间久了成为知心朋友，有的甚至结为终身伴侣”，希望书店成为文化交流的场所。同时，文化供应社还经常主动向读者征集相关内容，如1942年《文化通讯（桂林）》就刊登了《文化供应社资料室征集民间旧有通俗读物启事》，希望普通读者能够为该社提供民间文化读本，以此加强与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另外，为增强文化供应社在读者间的沟通，胡愈之还经常要求文化供应社的销售人员开展流动供应服务，“送书到学校和单位去”，主动听取读者对出版社的意见。

再次，文化供应社还积极拓展邮购网点，增加销售渠道。除广西外，文化供应社的邮购网点覆盖到广东、湖南、贵州和江西等抗战大后方省份。文化供应社广泛而畅通的销售渠道，使得抗战期间许多出版机构都选择将图书交由该社销售，以此保障出版物能面世。

最后，文化供应社还十分注重宣传和销售策略。除在《图书季刊》等报刊登载文化供应社的图书出版消息，文化供应社还创办了《新道理》《文化杂志》《艺文志》等期刊，并采用随书邮购赠阅的方式将一些期刊赠送给读者，让读者能够免费了解到最新的文化工作报道和文化供应社最新出版的图书。

在胡愈之的精心经营之下，短短一年时间，文化供应社就发展成为全国具有较大规模和广泛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并与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并称为桂林文化城的三大民主文化团体之一，为全面抗战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团结大量知识分子

除了善于经营，文化供应社能够在战争环境下取得巨大成绩，还与大量知识分子充分参与有关，而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文化出版社发展又是胡愈之创办文化供应社的初衷之一。

上海、武汉、广州陷落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转移到广西等地，他们的作品需要有发表的平台，他们的生活也需要安顿。因此，为了保护、团结、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胡愈之聘用他们作为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并不拘一格发表了他们的作品，促进大后方文化发展。正如胡愈之在《文化通讯》创刊号说的，“我们在桂林创办了‘文化供应社’，目的就是要利用这小小的机构，为全国文化工作者，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至少也要做全国文化工作者中间的一座桥梁，使他们能够通过这座桥梁而相互联合起来”。

文化供应社建立之初，李克农就为胡愈之推荐了张志让、宋云彬、王鲁彦、曹伯韩、杨成芳、姜君辰、傅彬然、林山、林间清等人。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创作大量的作品，同时还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保障文化供应社的出版质量。

同时，胡愈之还利用自身在文化界的影响力，网罗了一大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知识分子为文化供应社写稿或担任特约编审等。这些人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左派，也有无党派人士，如千家驹、周伯棣、沈同衡、陈润泉、左林等。他们利用文化供应社这一平台，从不同视角阐释了抗战的必要性，充分发表了拥护、坚持抗战的主张，这些对于冲破当时国统区压抑的文化气氛、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都有积极意义。

除此之外，胡愈之还主动发掘人才，鼓励创作民族的、大众化的作品。如胡愈之大力推荐的新闻记者谷斯范创作的通俗小说《新水浒》，认为“关于民族形式，现在似乎谈得很多，但是做得还不够。这本书的出版，至少是向文艺界提出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实例”，并以此鼓励青年积极创作，“抗战使许多优秀青年锻炼成刻苦耐劳的实际工作者”。

文化供应社是胡愈之结合战时广西的实际在出版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胡愈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方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重要努力。虽然1940年7月，胡愈之根据组织安排离开了桂林，但文化供应社在胡愈之离开之后仍然坚持既定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开展工作，为推动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甘根华 徐佳佳，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