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自愿到成本高、利润低的贫困地区去发展产业，为国际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版本。与西方国家的企业家扶贫相比，中国版本的民企扶贫至少在政治基础、文化底蕴、组织架构、模式创新等方面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色。

第一，“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是中国民企参与扶贫的政治基础。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写进党的文件。

“先富”强调效率，“共富”强调公平。“先富”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共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完善分配调节机制方面的作用和先富群体的带动作用，推进人人都享有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实现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共富”理论原则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中国民企认同社会主义的“共富”理论，民企自身的发展是先富，民企发展起来后参与扶贫是带领其他人走向共同富裕，这是光彩事业、“万企帮万村”“万企兴万村”的政治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企参与扶贫不仅仅是一项慈善事业，它更是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西方企业基于宗教发展起来的慈善观念捐资扶贫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

第二，崇尚“义”的儒家传统是民企参与扶贫的文化底蕴。

中国民企的扶贫创举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风范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理论，千百年来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商业伦理。诚实守信、扶危济困、知恩感恩等构成中国儒商的基本底色。民企扶贫既是一种经济行为，又是一种充满感情的道德行为。

2001年11月，在中国光彩事业二届二次理事会上，光彩精神概括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义利兼顾，德行并重，发展企业，回馈社会。2015年10月，中国光彩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将光彩精神进一步修正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扶危济困，共同富裕。这次修正更加凸显了中国民企扶贫的经济价值观与道德观，“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成为光彩精神的核心理念。2021年1月，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新时代光彩事业的基本宗旨被归纳为“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共同富裕”，再一次把20多年光彩历程所凝聚的光彩精神修订为：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自强不息、止于至善。

相比较而言，西方企业家扶贫济困思想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上帝决定社会的贫富不均，人有优劣之分，处于社会上层的人是靠个人才能和努力取得财富，但获得财富之后，就有责任帮助“不幸”的穷人“兄弟”。1889年，安德鲁·卡耐基在《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6月号发表《财富的福音》（The Gospel of Wealth），他写道，“我们的时代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当地管理财富，俾使富人和穷人仍能在和谐的关系之中相处如兄弟。”卡耐基的这篇文章被认为是西方企业家扶贫动机与哲学理念的经典之作，也成为后世西方企业家扶贫思想的源泉。

尽管中西方扶贫动机以及理念不尽相同，但均根植于自身的文化传统，从中汲取动力，都达到了造福社会的效果。也正是根植于东方文化传统，民企扶贫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被理解和认同，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第三，完整的组织网络是中国民企参与扶贫取得成功的制度保障。

具体而言，就是一套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这套组织网络包括4个部分：（1）工商联系统；（2）政府的扶贫办系统；（3）光彩会的组织网络；（4）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银行网络。这四套体系共同构成了全国性的推进“万企帮万村”的立体大网。2021年，中国农业银行系统成为当中的新成员。

相比较而言，西方企业家在扶贫中很难形成这种自上而下的组织网络。西方企业家扶贫或者受到企业家资助开展扶贫工作NGO组织，所覆盖的区域主要呈现点状分布特点，他们可以获得“点”上的经验或突破，但没有成套体制机制来保障制度创新的推广。由此，他们与政府在扶贫政策方面的博弈显得单薄，影响力不强或效果十分有限。

第四，扶贫模式的不断创新是民企参与扶贫取得成功的关键。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扶贫模式。中国幅员辽阔，贫困类型具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点，多方形成的合力给了民营企业创造、创新精准扶贫模式更多的探索空间。民企、行业商会、工商联和光彩会因地制宜、因企制宜、因人制宜的扶贫经验都是对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

产业扶贫、就业扶贫、重视发挥农村合作组织的作用，这些都是国际扶贫的重要经验。“万企帮万村”“万企兴万村”的产业扶贫突出精准的宗旨，注重点面结合，既精准选择产业，又精准聚焦贫困村、贫困户，统筹兼顾脱贫以及后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践行“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民企积极与农村基层合作社组织合作，甚至牵头帮助农村成立合作社组织，体现了他们尊重农村人权的特点。“万企帮万村”许多产业扶贫模式与国际流行的产业扶贫模式基本殊途同归，而来自中国民企的产业扶贫模式则更为丰富多彩，在微观层面得出的经验更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