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12年04月26日 13版）

故事开始了。

起先，是一面镜子，光洁不惹尘埃，映照出最初的美。那是十里洋场繁华迷醉的旧上海，轻盈地照出了生活中的影像，花园洋房、咖啡厅，还有梦里的戏台；

接着，是一双舞鞋，尖尖的,窄窄的，包裹着一生的梦想。那是历史长河翻滚出的老北京，一茬茬情绪在厚重的时光面前蹒跚，苦痛、挣扎，还有扰人的忧伤；

再后来，是一团时光，流转六十年，仍是当年模样。岁月磨损了红舞鞋，舞步却愈发清澈。劈空插入的手，踮起的足尖，在薄薄的春光里闻到了夏日的味道；

最后，是一笔“舞”字,长得悠远寥落。双手双足，动起来，开出的花朵却命运多舛——来不及抱怨，双手双足，又动了起来——心里要开出的那朵花，还埋在时光里等待着——

等待着，陈爱莲的故事又重新开始了。

镜中人

镜子，是那段时光中最重要的意象。贴在孤儿院走廊旋转门上的两块玻璃，让陈爱莲发现了另外一个陈爱莲

水“噗噗”地响着，水汽蒸腾。陈爱莲拿出茶叶，放在茶几上。几次起身想倒开水泡茶，却被源源不断的回忆绊住了。

水，就这样一直烧着。

陈爱莲说着、笑着、跳着，全然不顾这间屋子的逼仄——

她第一次觉察出自己美，是在一面镜子前。那时，她的童年时光已经接近尾声。此前的十年，是蜜糖包裹的甜。住在带花园的洋房，可以时不时与父亲去看一场大戏，喝上一杯咖啡，甚至烫上头，穿上旗袍，在繁华落尽的旧上海，作一番明星梦。即在当时她所能看到的只是生活所含的一切，亲情、友情以及令人迷醉的生活方式。

在碰见镜子的那一年，父母相继病逝，小康之家迅速败落。生活开始以另外一种方式刻画她、冷落她。花园洋房出租了，姐妹俩挤在小小的阁楼间相依为命。亲友不再相问，门庭凄冷，四处飞来的冷眼，和着黄浦江的湿气，吹凉了心。

也不尽然如此。在她的记忆里，仍是款款而来的“得意”与温情。她笑着，跳了一个动作——蹲下来，紧紧抱住膝盖，头狠狠地低下去，几秒钟过后，她昂起头，眼波流转，像是遇见了新世界。那段苦难，仅仅只是低头的一瞬间。

就这样，她从灰茫茫的上海街头跳进了孤儿院，在那里度过了童年最后的时光。镜子，是那段时光中最重要的意象。贴在孤儿院走廊旋转门上的两块玻璃，让陈爱莲发现了另外一个陈爱莲。在镜前，她昂起了头，为着镜中人的美丽而欣喜异常，看着镜中人不断变幻着的舞姿而如痴如醉。

陈爱莲接着跳。1952年10月，“上海孤儿”陈爱莲，在火车奔突的巨响中，跳入了古老的北京城，恰好赶上了一年中最好的光景。陈爱莲恰好赶在了最好的时候——那个被后人统称为“百废待兴”的年代，包含了无穷的可能性——她顶着“上海孤儿”的身份，穿上红舞鞋，在舞台上旋转飞腾，在不到二十岁的光景，就戴上“著名舞蹈家”的帽子，本身不就带着一丝梦的况味？

她也这么看。60个农民的口粮才能供养一个舞蹈演员，她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老师说，笨鸟先飞。她认为自己是只“聪明鸟”，先飞就能飞得更高更远。

害怕懒惰，就在脚上拴根绳子，一头扔向窗外，早起练功的学长们一拉，就醒了，蹑手蹑脚地出去练功。练到大汗淋漓时，同学们才三三两两地从被窝里爬起来。在国外演出时，她怕耽误练功的时间，在火车过道上、在演出前的剧院后台、在逼仄的旅店房间，“一天三遍功”不敢丝毫懈怠。

喜欢慢板的演出，抬腿时柔和一些，转身时缓慢一点，好给表演敷上抒情的色彩。日子一长，她对快动作产生了一种说不出的畏怯心理。她只能一遍一遍地练飞天，跳卧鱼。急速的转身，跳起卧下，有时简直是从半空中摔下来，膝盖磕破了，结了疤，又磕破了……从课堂下来换衣服，练功裤都被磕破结痂的膝盖粘住了。

跳《蛇舞》，她跑到动物园观察蛇，觉得不够，干脆买一条蛇，放在家里天天观察。跳《鱼美人》，她研习历代仕女画，回忆戏曲人物的身段、姿态，不时跑到公园里去看鱼，入神时，就在湖边手舞足蹈。

此时的陈爱莲，已经得到了她想要的一切。《鱼美人》的大获成功，让她一下子站在共和国舞台的中央。随后，又在芬兰的一次国际大赛中，一口气拿下四枚金奖。她留校任教，和意中人组成了家庭，并很快有了自己第一个孩子。翻看那时的照片，娴雅的面容，淡淡的表情，透着一股浓浓的满足。几年来，那个镜中人，按照陈爱莲的心愿，长成了心满意足的模样。

故事如果就这样落幕，多好。

她优雅地跳到了1966年。那一年，风暴袭来，偌大的中国，容不下安静的书桌，也容不下优雅的舞步。

她卷了进去，被打成“反革命”。在批判大会上，原本沉静寡言的她，在一片灼热的目光中，哗啦啦地讲了半个小时。从此，便改了性子，可以从容应付那些暗地里射来的冷箭。

1968年9月，丈夫杨宗光不堪凌辱，卧轨自杀。她开始失眠，白天不能见光，屋里不能听到动静，怕一恍惚，错过丈夫回来的身影。度过那个难熬的冬天，她又出现在练功房，旋转、跳跃……

1969年春，她被隔离审查。起初想不通，绝食过，抗争过。时间久了，也就通了，依旧是扳腿劈叉，三月不辍。

放出后三天，即被送往张家口劳动改造。这一去，又是三年。好在什么都没有耽搁，依旧是日复一日勤奋练功。在她身上看不出太多急促和苦楚，平静如流水。她知道，终归有一天，她还是要跳的，即便不能站在舞台上，她还可以去当一名乡下宣传队的演员。疯了，同去的人都说。

1972年，回城了，却又被搁了起来。理由让人哭笑不得，“没有革命气质”。也罢，独自摸索着学起了编导，不久便有模有样。可是，又能怎样？

十年，被吞没的时光。没人会去计算，甚至是她本人，为再度登上舞台，她要付出多少。如今说起，也只是一笑，就过去了。

之后的八十年代，是她的时代。《红楼梦》、《文成公主》的排演，让她站上了古典舞的巅峰。第一个舞蹈专场，把几十年的功夫在舞台上尽情地铺展。一路慷慨高歌，使她看上去锐不可当。

那是八十年代的陈爱莲，生气勃勃，可以随心所欲地刻画着镜中人的模样，甚至拥有了推倒重来的热情和勇气。那时候的陈爱莲，也才逐渐明白另一个陈爱莲的全部意义。

水，还在烧着。陈爱莲起身，关了。

燃灯者

1952年，坐火车北上的陈爱莲，许多美丽的幻想飞进脑际，心里燃起了熊熊火焰。八十年代，她写道：这火焰，直到今天还在燃烧。到了九十年代，她早已学会了将烈火从心底引出来，点燃灯

陈爱莲还记得1970年的那个冬日。

阳光软软地照着。照例，她独自一人来到操场练功。不一会儿，她感到身体有些发热，额头发潮，举手擦汗之际，猛一抬头，忽然看到对面小山坡上蹲着一群胡须发白的老农，口里喷着蓝色的烟雾，目光朝向她，小声地议论着。顿时，心绪难平——陈爱莲，作为冬日里的一道风景，“装饰了别人的梦”。

回到那个春天般的八十年代，台上的陈爱莲仍然跳跃着陈爱莲式的传奇故事。而台下的陈爱莲，站在八十年代的尾巴上，又一次感到了惶惑。彼时，“走穴”成风，人心涣散，怪现状一茬接一茬。她有些沮丧，也觉得自己的艺术生涯差不多了，把故事讲完后，放马南山，做一颗完美无缺的古玩核桃。

她不愿日复一年地守着这么一个陈爱莲，到年老的时候，翻来覆去地欣赏着。她想起了1970年冬日里的那个风景、那些目光，想起了那条从美国百老汇带回来的信息——1933年，美国经济危机，经济一片萧条，戏剧界无戏可演。正规剧院的演员们走了两条路：一条俯下身子，到百老汇、夜总会这些下里巴人的地方去演出，结果，解决了生存，还把高雅艺术带到民间；另一类坐吃山空，饿死在公寓里。

在陈爱莲的故事里，核桃被砸开了。1989年，陈爱莲停薪留职，“下海”成立了文化部第一家民营艺术团。自此，天南海北地“跑码头”：城市、农村，地图上找不到的地儿，她们都去了。忙的时候，往往上一场妆还没卸，就拖着长长的演出服，在大街上狂奔赶下一场。几经磨难，艺术团总算挺了过来。

她不习惯说辛苦，但也有难受的时候。自从组团“下海”后，她回北京开会，能说得上话的人越来越少了。1993年的“两会”，许久未见的老朋友，见面寒暄：“爱莲呀，听说你成为三教九流了？”陈爱莲一怔，自我解嘲：“是呀，我是三教九流，毛主席还说他自己是最大的三教九流呢。”还有的劈头盖脸就问：“爱莲，听说你在深圳的夜总会还跳脱衣舞，是真的吗？”“你信吗？”一盆温凉的水泼过去，再无他话——她知道，在艺术之路的探索上，各自越走越远了。

那些年的孤独刺痛她，也安慰她：至少她还有一个舞台，还能承载她的艺术之路，还能把舞蹈带进更多人的梦。

在大风大浪面前，她无所畏惧，却忍不住在小情小绪上落泪。一次，过年忙没回家，两个女儿对她说：我们只有团长，没有妈妈。一次，在电视节目间隙，一位冲过来合影的观众对她说：陈老师，您接地气接得真好。还有一次，来帮忙的清洁工在结算工钱时说，看了你的传记，哭了一夜，你也不容易呀。

1952年，坐火车北上的陈爱莲，许多美丽的幻想飞进脑际，心里燃起了熊熊火焰。80年代，她写道：这火焰，直到今天还在燃烧。到了90年代，她早已学会了将烈火从心底引出来，点燃灯。

第一盏灯亮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她用上千场演出，证明走市场这条路是对的，当年在文化部会议室宣布“下海”的那一番豪言，现在一一变成了现实。她把自己抛向市场，抛向民间，几年的艰辛，也渐渐改变了一些人的偏见：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原来也可以相映成趣。

第二盏灯，她直接把自己当作灯芯。1995年，中央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办学。她又赶了先，成立了第一所民办艺术学校——爱莲舞蹈学校。学校来之不易，下批文、三易校址、买地建房。几十年来的积蓄和从市场挖来的第一桶金“挥霍”得一干二净，不够，狠狠心把两个女儿的嫁妆卖掉。其间，不知道翻过多少跟头，哭过多少次。有时，也想过要放弃，想着做回一个人的陈爱莲，多好。而等到一切尘埃落定，那些失意带来的挫败感，她又记不住了，又回复到大家的陈爱莲，言笑晏晏，生气勃勃地要去展开一切。

十几年过去了，600多名学生从这间学校走出去，跳跃在属于他们人生的舞台上，一如当初的陈爱莲。他们分享了她的光和热，也学会把时光浓缩，制成一句句肺腑之言，在节假日来临前祝福她、感激她。

十多年来，她带着学生，一个奖一个奖地拿，一场舞一场舞地跳，永远没有腻烦的时候。一个个干脆漂亮的转身，叫人应接不暇。这些年来，由于做了不少公益演出，免收了贫困学生上百万的学费，她成了见诸报端的“公益明星”。她说，这只是能力所及，想到了就做罢了。

现在的陈爱莲，不忙的时候，会化上精致的妆容，神采奕奕地出现在练功房，和一群比她小几轮的姑娘们打趣说笑。忙乱的时候，她会迅速穿过那群姑娘，在几声“校长好”之后，回过头来点下头，又步履匆匆而去。这么多年了，她早已习惯忙碌，事无巨细，把学校和艺术团的一切弄得妥妥贴贴。

很难想象，那个被外国人称为“moon”（月亮）、手持鹅毛扇，跳着清雅舞蹈的女子，现在却变成了开山架桥的女战士，带有点叱诧风云的味道。如果将时光截断在80年代，可以想见未来几十年她的生活，将是何等的温润雅致。而回过头来，到了21世纪，当她站上舞台，还是那一抹柔弱如月光的气质，清丽淡雅，一派荷塘月色。

这都是陈爱莲。

到如今，还会有许多追问：当初执意“下海”，后悔吗？

“不后悔，我还能跳。”淡淡一笑，收兵而去。

时光机

她完全感觉不到年龄的压迫，身体就像是藏着一架时光机，旋开按钮，就能够随时出发，到她所想要去的年纪

若不是白日晃荡出岁月的秘密，她绝不会轻易说出那句话：我老了。然而，又决然不是杜拉斯式的凄凉，下一句话紧接着又试图掩盖住她的年龄：我觉得我还很年轻。

时间到了21世纪，就像打了个冷战，从陈爱莲的身体里缩了回去。在新世纪的前十几年里，陈爱莲注定要用她的方式来告诉这个飞速运转的世界：我真的还很年轻。

第一年，王瑶拍摄的《60岁舞蹈家重返舞台》，获得了荷赛金奖。一时间，陈爱莲在海边起飞的倩影贴满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第二年，陈爱莲迎来了从艺五十周年舞蹈展演。一个小时的专场，连演三场，接下来又到各地巡演。她完全感觉不到年龄的压迫，身体就像是藏着一架时光机，旋开按钮，就能够随时出发，到她所想要去的年纪。这样的年纪，她还能演16岁的林黛玉，还能跳出年轻时轻盈的美，并恰当地获得岁月带给她的厚重。

她轻巧地博得了“奇迹”的美名，同时也迅速获致了“舞霸”的罪名。起初，她还认认真真地解释，并非没有比较——排了四组林黛玉，她第一组，小女儿第二组，还排了两个学生，四组林黛玉比赛。一投票，结果还是她胜出。

偶尔，她也会搬出国外的例子：乌兰诺娃50多岁来中国演出时，我们视若珍宝，称她为人间的女神；普列金斯卡娅60岁演《天鹅之死》，我们也是啧啧称奇。到了陈爱莲60多岁，还能演专场，为什么却对她如此苛刻？

说多了，她也懒得解释了，就一句话：你去看现场好了。

看过她表演的著名舞蹈家贾作光情不自禁地赞誉：你看她那个倒踢金冠，年轻人有的还达不到，而她的弹跳力、爆发力真是年轻，表演也纯真得很，我看现在有些年轻人，技术真好，就是没有魂，表演不打动人。你看人家陈爱莲，一开始就把你抓住了。

2006年12月，第500场《红楼梦》在北大演出。演到第三场，台下就开始抱怨，怎么陈爱莲还没出场。等后来，《焚稿》一节独舞，才恍然大悟，原来陈爱莲就是林黛玉！从舞姿上根本看不出年纪，讶异半天，深为折服。等到她下台，一拥而上，讨取签名。

到如今，陈爱莲自己最大的对手，不是时间，还是自己。一场舞跳完，她还会像年轻时一样，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等到大幕落下，一个人安静的时候，孤独铺天盖地而来。

2007年，站在人民大会堂前，她表达了这样的忧伤：有人告诉我，不少人说起中国舞蹈界，只知道我和杨丽萍等少数人，当别人总记住我时，我既高兴也忧伤。她企盼着有越来越多的新人能冒出来，得到人们认可。

她现在还在跳，除了证明自己确实还能跳，更重要的是，想通过自己的事例告诉大家，舞蹈行业并不存在吃青春饭的问题。她实在不忍心看到，那些才刚刚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因为这个偏见而自暴自弃，转行的转行，休息的休息。

1997年底，北京举办国际歌剧舞剧年。拿到节目单一看，90%是西洋舞剧，心里的中国情结又泛起，便决定自己出资复排《红楼梦》。复排后的《红楼梦》经久不衰，也让她意识到：一出经典剧目，是用血汗泡出来的。

而现在演出的不少舞剧，她都不太满意。观看的时候，经常会如坐针毡，看不下去。曾经也一度怀疑是自己吹毛求疵，不够宽容，专挑别人毛病。后来，往周围一问，发现感受基本一样，太功利了。很多地方为了突出政绩，投入大量资金创作舞剧。看起来创作很繁荣，几百万元投下去，没演几场就匆匆收摊了。所以群众中才会有这种说法：“领导是主要观众，评奖是主要目的，仓库是主要归宿。”

她不大愿意参加一些评奖活动，说轻了，起不到效果；说重了，又怕演员脸上挂不住。自己不说，听周围的人都大唱赞歌，更难受。有时，她会怀念上世纪那些直言不讳的文艺批评，50年代，她刚站上舞台，报纸评论直言，虽好却还很稚嫩，一一挑出她的毛病。80年代，她开了舞蹈专场，什么舞都会跳，老师唐满城专门登报挑她的短。而在这个快速旋转的新世纪，这些有益于艺术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失去了意义。

50周年专场演出。散后，大家去狂欢庆祝，独她一人清醒着，静静想了一夜——这一站走完，下一站呢？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十年过去了，陈爱莲还没找到答案。

她能做到的只是在今天，趁自己还跳得动，多跳一场舞，多教一个学生。

所以，她顿了一下，抬起头说，你们要多珍惜我。

（本报记者 吴晓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