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江苏曾诞生过一位擅治流行瘟疫（当时称为时疫）的中医名家——徐相任。

徐相任名尚志，字相宸，后改字“相任”，是民进最早的会员之一。他出生于江苏苏州，是江苏武进名医费绳甫的女婿。青年时代跟随岳父学习中医之后，徐相任刻苦钻研、潜心攻读，终得有“近代一大宗”美誉的费绳甫之真传。到了中年时，他已成为“费氏医派”十三代传人之一。

近现代史上的中国社会动荡，卫生事业发展缓慢，霍乱、鼠疫等突发流行性的瘟疫不断发生。“中医传染病学”也在这一历史时期应运而生。作为此类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相任在使用中药治疗瘟疫领域颇有建树，早在清朝末年时即受聘在上海中国红十字会附设时疫医院里任职。该院救治病人曾取得了“治十可得七八”的疗效。后来，他把医疗实践里有良效的药方和自己的经验编成《脱疫证治》《时病常识》《鼠疫良方汇编》《急性险疫证治》等多部书籍。他还多次投稿给报纸，发表过《治疫方法之研究》《用药有别之时疫》《霍乱与生理病理之关系》《警告：迫不及待之急性险疫》等等文章，并且把自己治病时归纳的“通治瘟疫屡验奇方”在报纸上发布出来。通过这些途径，向社会各界迅速普及了瘟疫的防治手段。

徐相任虽然是中医，但也以开明思想接受当时还是新鲜事物的西医理论。他在文章之中多次记录西药治疗瘟疫的作用，并且在叙述通过消毒预防瘟疫的途径里，把西医的消毒药水“浇洗”作为“积浊下走地中”时的有效消毒手段。他还反思了在治疗瘟疫的过程中，“吾辈华医无病院居住病者，不能随时诊察”的缺憾，在实践之中前往西医开设的医院工作，与西医合作诊治瘟疫。

1931年3月17日全国最高中医药学术机构“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政府要员们纷纷兼任理事。而徐相任以名医身份名列该馆“候补理事”第一位。1931年4月9日南京国民政府第813号指令，批准了中央国医馆章程以及理事和候补理事名单，其中候补理事即简写成“徐相任等二十五人为候补理事”。

徐相任担任设立在南京的中央国医馆候补理事，也是他和南京这座城市的重要渊源。中央国医馆在南京成立后，会址设立于中华门东长生祠一号。该馆呼吁和推动了国民政府于1936年1月22日公布的第一部正式的中医法规《中医条例》，改变了历史上中医管理无法可依的局面，对中医的规范化管理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央国医馆还组织了对中医药的大规模学术研究、编纂、审核了一大批中医药教材和著作。作为候补理事的徐相任积极参与到国医馆工作之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至今还可以从历史文献里看到徐相任有关的工作记录。尤其应该注意的是，他于1933年建议中央国医馆尽快“统一药名”“审定生理名词、病理名词”，并且指出“生理为医学之根本，病理为病证之所以然”，于是应当先统一“生理病理名词”。这些见解具有跨越时代的历史价值。

1935年，神州国医无线电宣传委员会成立，徐相任是委员之一。该会通过当时的建华广播电台，每日下午5时至6时进行一小时的宣讲。内容包括个人卫生、社会卫生、中医药知识、有效疗方等。徐相任在第一次宣讲时即介绍了“虚劳”（慢性衰弱）、“时疫”（流行性瘟疫）知识，并且讲解了“现代病家及医学界的差误”。他也成了最早通过广播这种现代媒介介绍医药卫生知识的著名中医之一。

徐相任还曾担任过当时全国影响力最大的中医学术社团之一“神州国医学会”的常务委员。并且出任过1946年全国中医师考试上海考区襄试委员、1947年上海市中医考询阅卷委员。这都充分显示出徐相任在民国时期中医界的学术地位。

他与长子徐福民（即徐彻）共同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活动。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的签到名单上，留下了这位江苏名医的名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相任被上海市卫生局聘请为中医文献研究馆馆员，继续把自己对于中医药的毕生才学贡献给社会。同时，他也继续积极投身民进会务。在1956年8月召开的民进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和1958年11月召开的民进第三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徐相任分别当选为民进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