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协开会期间，有组织的合影照，为历史留下了难得可贵的资料。而瞬间的，或突如期来的偶然一瞬，着实是有趣的，难以复制的。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女代表，为了留下一张“全家福”，在大会休会的间隙拍摄合影照。事情巧的是，就在女代表们刚刚排好位置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代表、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恰好路过。女代表中蔡畅见贺龙司令过来，便热情地招呼“贺司令，快来拍合影。”贺龙司令没有弄明白什么意思？这时，蔡畅已到贺龙司令身边，把他拽到代表中间，于是，随着一声“咔嚓”，女代表中唯一的男代表，这一经典照片，就诞生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共有662名代表，当年的他们，或导师领袖、或将帅元戎、或泰斗耆宿、或大家巨擘、或勋臣栋梁、或雄杰楷模；当年的他们都无比自豪地说：“开天辟地的那一天，我在场！”当年的他们，神韵风采，气场强大，无不令人慨然呼出：“他们正年轻！”

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传奇，都是一部历史。然而，在那个雨霁初晴、阳光正好的日子里，却没有留下一张全体代表照片，这给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本文作者深入采访历时30年……终将662名代表的“寸照”全部找齐，并聚合在一起，形成一张罕见的、首次披露的政协会议“代表”们的“全家福”！

“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

在香山革命纪念馆，展陈策划人员以宏伟的叙事空间，精心打造了一幅“共商国是”壁饰景观：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地——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内景为壁饰型背景墙，并悬挂油画作品《共商国是》。背景墙两侧分别放置大型石刻铭文墙《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名录》。

这个名录，是广为人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662人的大名单，是经过三个多月的时间，筹备会反复沟通、统一思想，于1949年9月20日，即开会的头一天，最终确定下来的。这份名单送到毛泽东手中时，他曾感叹道：“这就是一本包罗万象的天书嘛！”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领袖囊括四海吞纳百川的胸襟。

1949年6月15日晚7点半，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成立会，参加会议的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在16日下午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各单位代表参加小组的办法”，规定筹备会设6个小组，其中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同时还着重要求各单位必须拟定代表1人，参加第一小组和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讨论。

筹备会各小组成立后，17日晚8时，第一小组便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李维汉、章伯钧、沈钧儒等24位代表参加，经过小组成员的热烈讨论，初步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并拟提请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

在19日召开的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就所拟《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作报告，他详细报告了这《规定(草案)》的拟定过程及考虑原则等情况，他说：“从去年冬季的时候，中共中央曾与到达东北的各位先生商议过一个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意见。在那个意见上，曾有过这样的设想，将来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是39个，并且对每一个单位代表名额做了一个原则的拟定，即4至6名，这一个拟定，是在当时情况下提出的，提出以后，人民革命战争大规模胜利发展，广大的国土及许多的中心城市都被解放了，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便产生了重新考虑和增加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单位及代表名额的问题。

“事实上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筹备会对李维汉所作的报告进行了广泛而充分的审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根据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其中党派代表142人、区域代表102人、军队代表60人、团体代表206人；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或10人以上者，要推荐候补代表2人，其代表名额不足10人者，推荐候补代表1人；此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商。

从这个《规定》的内容上，不难看出其代表性的广泛。正如林伯渠9月22日在《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中所说：“这样一个虽然不是普选的、然而却是具有十分广大的代表性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事实上具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但这一工作并未结束，因为根据这个《规定》，还需拟定各单位的具体代表名单，这是一项极为烦琐而艰巨的任务。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常委会共收到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30余件。常委会对每份请求都进行了慎重考量，严谨处理。正如李维汉在1949年8月18日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所说，新政协任务重大，参加的范围很广泛，同时按照新政协的章程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此为一个原则性的界限。“在上述原则下我们尽可能照顾到各方面，使能较适当地配备。例如区域单位当中，中共和政府领导人，只有一二人参加。其他名额，包括有工会、农民、妇女、文化、财经，私人工商业、民主人士等各方面。军队单位高级领导人很少，尽量照顾到兵团的指战员，战斗英雄及后勤卫生人员等，并注意起义的方面；又如农民团体，照顾到各地区，待解放区，照顾各省的分配……少数民族的代表，实际共有28位，按整个比例来说，还是少了一些。这是因为革命的发展，在少数民族地区，比较迟一些，我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才在南京又找到一位藏族代表，其他如新疆伊犁特别区，也有代表参加。”在确定代表人选的过程中，任务之繁重、考量的要素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在近3个月的协商、酝酿中，“时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而函电往返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代表名单产生之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郑重研究”，直至会议召开前一天，才最后决定通过参加会议的662名代表名单。

周恩来在1949年9月7日所作的报告中说，最终确定的这份代表名单，分为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别邀请5大类。前4类计45个单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特别邀请人士被列为特邀单位，共计75人。将特邀单位细分为大革命以来始终秉持正义立场的人士、从事科学研究与工业建设的人士、对人民革命事业怀有同情心的人士等9类。这9类特别代表，连同前4类的45个单位代表，共计54个党派团体。

如果说，大名单的确定，几费周折，那每位代表的基本情况及一些必要的信息，也是不断更新完善的。因为存在着“你知他不知”“你熟他不熟”的情况，在当初每位代表的基础信息上，进行了多次填写和补填。因为大名单产生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前一天，每位代表的基本情况、相关要素的不齐备，给大会筹备组留下了大量工作，也给代表们的彼此交流带来不便。

尽管在大会报到时，代表填写了一些基本情况，但信息不全的问题，还是较多，为此在大会进行时，代表们的简历还在充实完善中。其完善的工作就是填写《代表简历表》。《代表简历表》有两页，第一页主要包括姓名、别名或笔名、性别、年龄、民族、籍贯、代表单位、现任职务、学历、著作（出版处所及日期）、永久通讯处及电报（挂号）、暂时通讯处（宿舍、办公）及电话等项内容。右上角是足够贴两寸大小照片的“贴照片处”。第二页只有经历和备考两项，经历包括社会职业和政治活动。

《填表说明》文字不多，何时填完、交到何处、交给何人、照片何人负责、用何笔填写，说得很是清楚。这看似平常的一件事，但在当时，在资讯不发达的时日里，信息的采集和准确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准确的信息，是留给中共党史和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历史的极为重要的一页。

他们未能出席大会

香山革命纪念馆在镌刻这份大名单时发现，从1949年开会前、开会中、开会后，直至在2019年8月份，发现的大名单版本有几个，并且名单的人数还不尽统一。也就是说，每个版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份名单是全部的662人，少两人的版本较多，少几个人的版本也有。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经反复核对才得知，参加这次盛会的拟定代表总人数是662人。但因列名缺席15人，缺额3人，一直请假的3人，实际参会代表641人。

10天的会议，全程举行的8次全体会议，每次的代表人数也都不同：21日634人；22日635人；23日628人；24日626人；25日625人；27日632人；29日633人；30日638人。

被特许列名缺席的15名代表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杨杰，他是唯一一位已逝世的政协代表，9月19日他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9月20日最后决定通过代表名单时，没有删去杨杰的名字，而是以唯一带黑框的名字出现在大名单中。开幕式上决定：以政协会议的名义向杨杰代表家属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致唁电。

第一野战军代表徐向前因肋膜炎复发高烧不退，赴青岛休养，不在北平。

李章达因心脏病复发且病情严重，不得已在会前离开北平返香港治疗。但他“以多年从事革命工作的显著劳绩和在人民中的卓著声望”而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待解放区民主人士代表任谦（兰州军管会副主任）因策划岷县等地国民党军起义，没有来到北平参加会议。

全国工商界代表荣德生年已74岁，接受邀请后因患足疾难以行动未能来平。

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代表李四光在出席国际地质学术会议后一直留居英国伦敦，接到郭沫若带去的信后，立即去订船票，但因无船误了行程。

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徐四民在缅甸。因考虑所在国环境及对他们亲属的安全，当时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1949年10月2日，徐四民率领缅甸华侨云集仰光，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全世界非社会主义国家升起的第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刘明电在日本。当时考虑所在国的环境，没有公开他的名字，在大名单上是空缺。徐四民和刘明电，都因所处环境和一时无法来到北平，被准许列名缺席。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海军耆宿萨镇冰年已90岁，是代表中年龄最大的，因“年龄过高，且路途遥远，无法出席会议，已复电筹备会”，特许只列名不到会。

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颜惠庆因患病未能与会。

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侯寒江，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林棠，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龙云，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张鸿鼎，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特别邀请人士代表董其武，因故请假，被批准列名缺席。

有两个党派代表单位缺额3人，即三民主义同志会缺正式代表1名，中国致公党缺正式代表1名，候补代表1名。致公党代表黄鼎臣在他的参会日记中写下：“在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正式代表6人，候补代表1人。正式代表是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陈演生同志因留守香港总部不能北上，候补代表一人因在广东东江也未能北上。”

194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的致公党参加政协代表名单空缺一正一补。为何未补新的代表或列名缺席的个中原因，较为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对代表名单的确定极为慎重和费时费事。正如林伯渠秘书长在报告中所说：“筹备会是用非常慎重、非常严肃的态度来确定每一位代表。……以至到开会前一天，个别人选竟还未定下来。”在此情况下，允许缺额表示了对该党派地位的尊重。

人在北平，但因为身体原因请假一直未出席会议的有郑位三、李维汉和陈绍禹。他们三个人未到会的原因是：郑位三和陈绍禹（即王明）因病休息。而李维汉则是在8月19日夜间跌成重伤，不能参会。

补齐“大名单”

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签到簿共8本82页，留下了644位代表的珍贵签名。郑位三、李维汉、陈绍禹三人是补签的。宣纸上端印有人民政协会徽，纵43、横32.5厘米，后来按单位顺序装裱成厚厚的两册，留作纪念，木板封面上镌刻着人民政协会徽和林伯渠的题款，1965年10月，拨交国家博物馆。

而我们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刊》和2009年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联合推出的、赠送全国政协委员的《开天辟地的时刻》，通过这两本书和当时《人民日报》公布的名单及相关资料进行逐一核对，依旧发现政协“大名单”人数不全。在这种情况下，香山革命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又找到由爱国名将、民主人士陈铭枢女儿陈佛新捐赠的，陈铭枢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全套文献资料，以及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查找档案，最终精确地再现了当年政协代表的“大名单”。

笔者采访了当年首批进城的军事摄影记者和参加政协会议全过程的所有记者后得知，因当时的技术条件，只拍摄了政协筹备会议的合影照片，而没有拍摄600多人的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代表的大合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一个历史的遗憾！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笔者多渠道逐个寻找，最终找齐了所有与会代表当年的“寸照”或当年的近影，将他们全部以“证件照”的形式，聚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张罕见的、首次披露的各界“代表”的“全家福”。

这些珍贵的照片，比共和国的历史还悠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将此照片列阵铺排，实在有其特殊意义。尤其这些共和国之重臣，多已成为故人，长眠于共和国的大地山川长空海洋，健在者也已过耄耋之年。所以，再现他们之英容无论是追悼逝者，告慰生者，教育来者，都是一件颇为庄重的举动。

捧览这组老照片，依然可见当年他们的神韵风采，令人慨然呼出：“他们正年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庄严的一天，众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同集于一楼，同出于一门，从群星璀璨的天安门上看中国，一幅新中国未来的、壮丽的画卷已经舒展在他们的眼前！

这正如有人描绘开国大典这一天：雨霁初晴、阳光正好！

（本文作者漆亚婷工作单位为北京香山革命纪念馆、闫树军工作单位为北京古都学会影像专委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