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5日，是周总理诞辰120周年，缅怀周总理对农工党成长的关怀和帮助，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抗战时期，农工党的前辈们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并于1938年2月、1941年1月分别在武汉、重庆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正式会谈，表示加强合作、共赴国难。由此，成为农工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农工党也更加坚定地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

1938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与黄琪翔在武汉合影

一

1931年11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 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简称临委会）总干事邓演达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牺牲，临委会受到了沉重打击。此后，黄琪翔主持党务，局面渐次稳定，并逐步恢复活动。临委会发动成员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策动第十九路军发起“福建事变”抗日反蒋，并提出了“联共”的主张等，但这些抗争都失败了，临委会的工作严重受挫。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临委会领导人在重大根本问题上逐渐形成共识，正如黄琪翔所说：“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1935年11月10日，临委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会议适应抗日形势需要，决定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并发表了《告同志书》，响应中共《八一宣言》所提出的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这次会议的召开，是解委会走上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富有生机活力的新里程的开始。

从此，解委会与中共的联系密切起来。1937年夏，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期间，解委会领导人黄琪翔同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时有来往，他完全赞同中共提出的抗日救亡主张，并利用自身条件，为推动和促成国共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1937年6月，解委会领导人彭泽湘访问延安，其间连续多天同毛泽东主席恳谈。6月12日，毛主席在致王世英电文中说：“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我们同第三党合作问题，他已同意我们的做法，并愿回北平指示第三党同我们合作。”这些活动，为解委会同中共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

二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 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不仅以蒋介石为首的大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和重要党政军机构陆续转移到武汉，中共中央也派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抵达武汉，并于12月23日正式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和长江流域的抗日运动。1938年1月，解委会领导人章伯钧、彭泽湘、丘哲等也来到武汉，中央机关设在汉口汉中里62号。次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担任部长，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解委会负责人黄琪翔担任政治部副部长。

解委会迁到武汉后，即与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联系、增进友谊，并在实际斗争中协调行动、互相呼应。我们从《董必武年谱》中也可以印证，书中提到“（1938年）2月，接待章伯钧来访”。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抗日运动蓬勃发展，武装了广大民众抗日头脑，及时解释遇到的种种问题，从思想上把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而国民党内的顽固派、投降派却多方压制群众的抗日活动和抗日热情，散布“速胜论”“亡国论”等谬论。这些都使解委会受到深刻教育，逐渐认识到“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的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工农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

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外为中共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然也包括团结国统区的各进步党派。2月，解委会以章伯钧、彭泽湘为代表，同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王明等在汉口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回顾了过去的两党关系，一致表示今后须加强合作，共赴国难。周恩来还对章伯钧等指出，你们的“土地革命”的主张，在抗战时期可以不提，我们是实行“减租减息”的。章伯钧等表示感谢和接受。会谈中，最令章伯钧等受到启发和鼓舞的，是明确了中共“全面抗战”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抗战方针，深感参加这次伟大的抗日战争“心中有底了！”

这次会谈意义非常深远，使解委会深受教育和鼓舞，明确了政治方向，坚定了政治立场，为今后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打下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基础。会后，解委会立即筹备召开第三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通过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抗战时期人民自卫武装组织条例》两个文件，核心内容是要实行全民的全面抗战，坚持长期的持久抗战。这样，解委会用纲领的形式，把中共的抗战路线和方针接受下来，作为全党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针，在政治上加强了同中共合作的基础。

三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 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随后，国民党工作重点从对外转向对内，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文件，到处制造摩擦，制造惨案。其中，尤以1941年1月发动的“皖南事变”为甚，政治局势严重恶化。

曾家岩50号——周公馆

在大是大非面前，解委会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正确立场。为揭露蒋介石破坏抗战，1月11日，解委会领导人章伯钧为祝贺《新华日报》三周年纪念在该报发表的《新春感言》说，国民党必须改变反共分裂、排斥异己的政策，“务求举国党派之真诚合作，始能驱敌寇于国门之外”。解委会领导人彭泽民和宋庆龄、柳亚子、何香凝于1月12日在香港联合发出《为皖南事变致蒋介石书》，强烈要求蒋介石：“慎守总理遗训，力行我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同时，在港的另一解委会领导人丘哲，联合其他爱国人士400余人，联名向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要求制止内战。

在反对国民党反共高潮的斗争中，解委会始终坚持站在共产党一边的坚定立场和积极态度。1941年1月中旬，章伯钧、丘哲代表解委会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举行正式会谈，地点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曾家岩50号周公馆。会谈中，章伯钧等向周恩来等表示了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诚意，并请求中国共产党对解委会的纲领、组织和宣传，以及经济上给予切实的援助，周恩来等对此表示“极端赞同，并愿予以种种协助”。从此，农工党更加密切了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关于这次会谈，《周恩来年谱》提到：“1月24日，（周恩来）和董必武、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报告皖南事变后各民主党派的动向，说他们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痛感有加强团结的必要。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我党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他们已与我们交换意见，我等深表赞同。”在提到解委会时，《周恩来年谱》这样描述：“第三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提出联苏联共为中心，主张与我党更密切合作，还派出章伯钧等同我们谈判，表示合作诚意，盼我们给予切实援助，我们已表示赞同。”3月22日，中共中央的《政治情报》对解委会作了极高的评价，说“第三党与我们最接近，是最同情我们的。”

此后，解委会更加认定“共产党是抗战与民主中的最可靠的朋友”，遇事总是站在共产党一边，在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同共产党密切配合、互相呼应。而解委会中央机关所在地——重庆李子坝半山新村3号，则成为中共和各进步党派负责人以及民主人士的聚会之所，周恩来间或来这里商量要事，邢西萍（徐冰）则是常客，周谷城等著名学者教授也常来做客。

位于原半山新村3号的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机关旧址陈列馆

今天，农工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的亲历者、实践者、维护者和捍卫者，我们为农工党老一辈作出坚定同共产党站在一边的历史性抉择而自豪，我们也更加深切缅怀周总理对农工党的关怀和帮助。在新时代，我们将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立新功。

（作者：常云岐 农工党中央宣传部综合处副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