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平山(1886-1956)，民革创始人之一，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早年加入同盟会，参加五四运动，曾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的负责人之一，也是中共广东地方组织的主要创建者。

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

谭平山天资聪颖，是全家“振发家声”的希望，他果然不负全家的希冀，考上了北京大学。这一年恰逢俄国发生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他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如饥似渴吸收着新思想、新文化，整天手不释卷，乃至对自己个人生活上的问题毫不在意，长期留着两撇小胡子，一点也不修边幅。在学校，他参加了李大钊等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积极参与组织《新潮》。1919年，他为《新潮》写了一篇《“德谟克拉西”之四面谈》，畅谈“今日世界之最大主潮维何？稍有识者，莫不举‘德谟克拉西’以对矣”，文中介绍了社会主义渊源，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这也是我国最早介绍《共产党宣言》的文章之一。他还参加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通过研究会的活动相识了毛泽东，此后两人有很多交往，建立了深厚友谊。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各种学术性组织，为谭平山以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基础。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谭平山随即响应号召，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发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7月，谭平山因协助陈独秀在广州为广东大学预科筹办经费而没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离沪赴港参与创建民革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后形势的变化，大批党、政、军人员流向上海、南京，民联的活动也随之转移。时任民联领导的谭平山在重庆主持了最后一次民联中央常务干事会后，民联在重庆的工作就正式结束了。5月28日，他与李济深、冯玉祥等乘“民联”号轮船，从重庆到上海。在上海后，他同样履行自己要同国民党一刀两断的诺言，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公开从事民主活动。

为了推动民联人士投入反对蒋介石反动独裁统治、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1947年2月，谭平山在上海主持召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中央干事会议，发布报告揭露道：“这些反动分子根本没有实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根本没有执行国民党的政纲政策……他们只是窃据了一块国民党空招牌”。这使蒋介石大为恼火。1947年6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党团组织合并”和“戡乱总动员”两项政治决策，如果有反对国民党的活动“一律格杀勿论”。此时，蒋介石已经准备对谭平山下手了，杀意已现，上海已经不再安全。在香港的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邀请他与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民联的同志到香港，“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共同筹策一切”，他这才离沪赴港。

抵达香港后，《星岛晚报》以《民主“美髯公”谭平山》为题，介绍他的生平，回顾了他早期在宣传马列主义，组建广东党组织。《华商报》也派记者对他进行采访，“而今皓首银鬓，精神矍铄”的谭平山“纵谈民主极其信心”，介绍“此次南下任务，是受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央之命，与国民党诸先进筹商国民党民主派的大联合计划”。为争取团结更多的国民党民主派人士，他表示：“对任何同志，不存有任何成见，亦不加以任何歧视”,“只要他立下决心，挣脱了反动集团羁绊，实际参加了民主工作，为人民服务，我们也无不欢迎其合作”。他在香港与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共同筹备国民党民主派的联合组织。1948年元旦，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谭平山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他无比激动，挥毫赋诗《迎一九四八年十韵》，用“众志自成城，衰朽愿执鞭”为表达自己愿为新中国成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民革成立后，谭平山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民主运动中来，仿佛找到了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撰写文章为革命呼号的激情，连续在《华商报》《群众》上发表多篇文章。他号召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他支持解放区的土改运动，称之为“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最忠实的实践”；他代表民联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合致电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他还比较了新旧政协的根本不同，指出“新政协是各民主党派分担革命责任的会议，而不是分配胜利果实的会议”。

为党为国奋斗终身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监察委员会主任。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他开始着手建立人民监察制度，执行人民的监察工作，并梳理建立人民监察委员会组织机构的原则和今后的中心工作。谭平山深感这项工作是党对他的高度信任，虽然年事高，但仍然认真负责地与监察委员会的中共组织合作共事，坚持处理人民监察委员会的事务，以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

由于监察委员会主要负责监察国家务工人员是否履职并纠举其违法失职，谭平山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的家人。他曾带头深刻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自己过去也很有一些缺点，最突出的就是胸襟狭隘，个人英雄主义，有时过于独断独行，对于团结工作，做得很不够，这些毛病，对工作只有坏处，不会有好处。”为了支持国家建设，谭平山不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支持发行折实公债，而且以实际行动购买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生活中，谭平山也是非常俭朴，平时以白粥加素菜当餐。据女儿谭宗文回忆，父亲一生常买旧衣旧鞋穿着，并自以为乐。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搬到北京工作，为了不给国家增添麻烦，自己掏钱在北京买房子解决住房。儿子谭秉文是经济学家，本来有机会出国工作，但谭平山要求他留在国内为祖国服务。据外孙余川广介绍，他还严格要求子女和家属，从不利用特权为家人谋取利益，甚至怕地方政府知道外孙是自己家人而搞特权，刻意不公开联系。家人也很好地坚持他的意愿，夫人孙荪荃在他去世后把北京的房产无偿捐献给国家。

1954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谭平山受邀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草案》的讨论，他深入地宣传和学习，为能亲身参与到这项人民政治生活的大事中而感到自豪，满怀激情号召“让我们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它的公布，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为对宪法草案的献礼。”

1956年4月2日0时20分，谭平山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可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