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员简介 屠光绍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
3月5日，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12处提到“数字”二字，令人印象深刻。
全球视野下，数字经济发展是条新赛道。在提升本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程度基础上抢占全球数字经济战略“制高点”，我们需要分几步走？要推动政府与市场实现在数据要素上的交接，我们在“拆庙”的同时又该建立起怎样的分工制度？被业界热议的元宇宙，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面有哪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坐在全球数字经济的“第二把交椅”上，中国未来朝哪个方向“奔跑”才有可能转换到“第一把交椅”上去？围绕这些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 文/本报记者 崔吕萍
■ 图/本报记者 姜贵东
成绩是干出来的，差距是比出来的
记者：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您认为能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得益于我们哪些尝试？
屠光绍：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实干。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能够位居全球前列，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一是党中央、国务院把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不断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定位，各级党委和政府也都制定了一系列制度、政策，这为数字经济加快发展提供了重要引领。
二是我国高度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在数字产业化方面不断加大推进力度，而且持续时间长、参与者众多、协同力度大。
三是我国在产业数字化方面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的作用，既支持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创新，又重视传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四是数字经济发展具有广阔而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优势，也是重要基础。
五是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是全球大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我国数字经济也与其他国家数字经济进行了很好地互动、融合、分享。
可以说，数字经济发展的具体成果体现在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共享出行、饮食外卖、网上购物等。
记者：在充分肯定成绩之余，我们也看到，美国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超60%，我国这一数据比值仅约为38%。也有业界人士强调，差距的产生源于泡沫被挤出，泡沫挤出加之监管政策到位，则有利于未来数字经济更快更好发展。对此您怎么看？
屠光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对中美之间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进行深入比较。
美国数字经济规模全球排第一，这是有数据做支撑的——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20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13.6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41.7%。中国虽位列“老二”，但规模为5.4万亿美元，与美国差距不小。如果看相对指标，也就是数字经济在GDP中的比重，我们不仅低于美国，甚至还低于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如果算人均，我们的数据则会更低。
简单认定相关指标较低源于“我们在挤泡沫”的解释，并不客观。因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数据安全基础上的。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也做了大量维护数据安全、推动隐私保护的工作。
我们要做的，是找到存在差距的真正原因。
首先是产业结构问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一二三产业比重是不同的，而从数字经济发展的特征和过程看，农业的数字化渗透率偏低，工业制造业数字化比例要高一些，服务业数字化比例更高一些。提高我国农业的数字化水平是今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需要在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农业数字化转型、农民的数字化获得等方面加大推进力度。
虽说我国第三产业的数字化程度很高，线上服务业高度发达，但由于服务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因此差距的产生也在所难免。
好的迹象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近两年，随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成功举办，以及一系列支持政策的落地，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一步步提升。如果农业数字化进程也能跟上来，则将对提升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占比形成强劲动力。
其次是区域发展问题。相对来讲：西方发达国家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情况要少一些，发达程度更高；我国国土幅员辽阔，区域、产业发展都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以服务业为主，经济发展水平高，中西部一些地区刚刚脱贫，数字化水平偏低。如果我们能不断依靠基础设施和政策扶持，提升偏远地区的数字化能力，则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数字经济的制约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全球来看，数字经济在不同产业的渗透率都是有数据可循的，因此要客观、科学且全面地看待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同时要看到，随着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数字化水平一定会持续提升。
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还需扩大“朋友圈”
记者：诚如您所言，在数字经济发展方面我们既有优势也有短板。那么未来要推动数字经济全球竞争与合作，我们的抓手是什么？又要应用好哪些“朋友圈”？
屠光绍：我认为，我们既要在推进国内大循环中促进数据要素流动配置，提升数字经济发展，也要参与国际循环，通过进一步开放，在全球数字经济贸易和数据流动中抢占先机。
过去一谈贸易，我们马上就能想到货物贸易。现在，推动服务贸易发展已成为全球一大趋势，而服务贸易中信息技术、数字数据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传统的货物贸易也在实现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化含量。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数字化更好地服务和支持“双循环”，更好地适应全球新的资源配置需要。在开放过程中，我们要更加注重推动制度型开放，这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关键内容，而制度性开放要通过规则、规制、标准、管理等来实现。
记者：在您看来，数字经济全球竞争领域，我们最该掌握却暂未掌握的“制高点”是什么？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我们该如何努力？
屠光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与合作，战略“制高点”主要有三个。
一是核心技术。这个领域我们存在短板瓶颈，集中在高端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核心算法与框架等方面。同时我们也有长处，比如在5G及新材料方面，我们有领先优势。但总的来讲，核心科技短板补不齐，数字产业化就会受到制约，也会对产业数字化形成限制。
二是数字规则。当前全球化面临新的格局，从过去的多边化变成了区域化、群体化，这就要求我们各种“朋友圈”都要进。从现有“圈子”看，中国不仅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还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在积极争取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种朋友圈之间的竞争，其实就是规则、标准和制度的竞争。而数字经济制度的竞争又决定着下一步发展的主动权和后劲儿，谁在这些方面拥有更高水平，谁就掌握了影响力和话语权。
三是市场主体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与推进能力。市场主体的创新能力、技术的研发投入、数字化改造等，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发挥好市场主体的作用，也是抢占和巩固制高点的关键。
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不妨再拆一次“庙”
记者：在您看来，在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之间，谁的转型更难但更有意义？
屠光绍：从定义上看两者是相互关系，从动态来看双方又存在互动关系。
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数字基础设施必须要实现产业化，而一定规模和水平的数字产业化，也必然为产业数字化做支撑。我们在看待产业数字化转型时，要关注到产业内部企业之间的竞争，胜出者的显著特征，是通过数字化应用提高了效率、优化了资源配置，进而满足了市场当下和今后的需求。
同时，这“两化”又都面临挑战：数字产业化要求数字技术具备引领性；产业数字化的过程其实就是数字和数据资源运用的过程，而围绕数据资源开发运用、要素流动和保护方面的问题，也亟待破解。
记者：2020年4月9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定义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从当前看，您认为相比应用端的火爆，在数据要素确权工作方面，我们应理清哪些逻辑、顺序？
屠光绍：从当前市场对企业估值的维度看，数据的资产形态已经得到了认可。但如果从资产形态的完整性角度看，数据的资产身份有待进一步确认，还需通过另外两个维度来给出回答。
一是法律维度上，要回答数据资产确权问题，这涉及规则标准制定、程序和管理问题。
二是会计制度上，要明确数据的资产“身份”。一直以来，企业会计报表里，数据要素的开发被定义为“中间投入”，也就是承认了它是要素，但并没有将其定义为资产。
数据从要素变资产，这是“惊险”的一跳。一旦跳转，数据就可以和其他资产一样，可以有序规范流动，资产的信用化甚至是资产证券化的大门也会开启，资产的价值就能进一步提升。
当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数据作为资产，数据的资产属性、资产形态、资产特征等与传统的资产也是大不相同的，这必然会对数据资产的规则、管理乃至资产配置都提出新的课题。
从这个意义上看，数据作为资产的进程只完成了一半，还有很多基础的工作需要做。当然，你会说，全国已有几十家数据交易所了。是的，这说明各地都在抢先布局数据市场，但实际上它们的交易量很低，这就告诉我们数据要实现充分流动和交易，还需要体系支撑和众多基础性配套。换句话说，数据资产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仅中国如此，这也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但我有一种感觉，是形势比人强。我们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推进这件事——先把数据资产交易平台建起来；同时引入第三方机构来做数据资产认证、确权、数字要素组合的事，发展各类“数商”，形成数据要素产业链和生态；通过市场机制创新出新的市场形态，深化新的市场功能。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是对整个数据市场形成“包容性”规范，给予市场发展空间。
记者：如果以您的这个思路看此刻我们的进展方向与节奏，您做怎样的评价？
屠光绍：现在最紧迫的事是最大化地释放数据资源，形成更完整的数据要素。数据资源中有很多是公共数据，这些数据掌握在政府部门里。政府不是不想释放数据，但其长期形成的管理体制都是条线化的，容易形成“数据烟囱”和“数据孤岛”，制约了数据资源的开放。
要破解这一难题，就需要政府在数据管理体制上做出大的改革——比如想方设法把部门里管数据的“庙”拆了，引导数据向一个系统集中。现在各个省市都成立了大数据局，但大数据局与省里各部门之间还处于相持阶段。未来这种关系一旦有了突破，就会变各个部门拥有数据为各个部门共享一个系统中的数据。
犹记得，上一次我们谈“拆庙”，是在改革进程中推动各政府部门不再管理人财物、产供销，把这些市场资源推入市场，让市场来配置要素资源。最近几年的改革，比如大家熟知的自由贸易区，它的核心要义就是负面清单制，推动政府放权，市场主体在资源配置上拥有更多的自由和便利，政府更好地发挥制定规则、强监管的作用。
当年能“拆庙”，现在也不妨再“拆”一次。对比来看，我国的消费市场数字化转型之所以做得好，原因主要在于消费数据集中在市场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而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大量数据在政府或相关机构手里，市场配置数据资源的机制和功能尚需完善，数字化转型的速度就偏缓慢。因此我们说，政府要做的事就是把要素推向市场，同时在保障数据安全、维护数据市场秩序、规范数据市场行为等方面加大供给，为市场有效利用数据资源来提供好的环境。
记者：相较于其他行业，我国金融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处于金字塔尖位置。围绕金融科技，我们也有不少讨论。未来在推动数字经济方面，您认为金融科技还有哪些可以突破的点？
屠光绍：金融是用来服务所有行业的，所以金融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将有利于所有行业。换句话说，“活水”变得更有养分，它“灌溉”的土地才能更肥沃。
我的一个判断是，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下一步是开放金融。过去，我们说金融科技，只是一味强调其他机构数据要向金融机构开放，金融机构再依靠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实体企业。比如商业银行既通过大量数据给小微企业做精准的信用画像，扩大了为小微企业贷款的覆盖面，也提高了金融服务的效率，降低了服务成本。
现在，这件事还在做，但这只是第一步，我们也要走出第二步，走到金融科技下半场，也就是构建开放银行和开放金融体系，将银行及金融机构掌握的数据向社会开放。
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是虽然银行掌握了大量数据，但变化无处不在，个性化的需求日益增加，银行无法满足所有市场主体的个性化金融服务，这时就需要将数据开放给第三方机构，用你的数据，去为创新型企业提供金融解决方案，再将这些方案转换成银行服务能力，赋能实体。
举个例子，当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产生，也是为了提升银行服务企业的能力。这两者之间有分工：大企业的支付业务，银行可以直接来做；小微企业多样化且需要控制成本的支付业务，由第三方支付机构开发软件来满足，之后第三方支付机构再去和各家银行链接。
由此可见，第三方支付嵌入银行体系有其重要现实意义，可以助力银行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也可以为银行节省服务成本。这也是产业分工越来越细带来的好处。
以这个逻辑我们来看金融科技，它固然可以帮助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小微企业，但还是满足不了中小企业对于金融服务量身定做的需要。这时就需要再次引进第三方来做这个事，拿银行的数据做细化服务，特别是服务产业变动、科技企业发展领域，银行看重这些企业，金融科技也可以获得再一次提升。国际上，这样的案例已有了一些，国内一些金融机构也在试水。总的看，金融科技基础底子好的机构，升级的速度也就越快。
在这种合作过程中，银行和第三方机构的关系也要明确。我建议，围绕“制定标准、联通数据、构建生态、合理监管”这四大步骤，制定并完善相关引导性政策，加快制定统一的行业级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技术标准，促进各方共建开放金融生态，助力中小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
一提元宇宙就想到游戏？可为现实场景改造“打前站”
记者：谈到元宇宙，您怎么看待资本对于它的热捧，是需求使然吗？
屠光绍：大家一听元宇宙都觉得云山雾罩的，其实它就是虚拟与现实结合技术，这项技术本身是有存在价值的。
举个例子，传统产业体系的改造，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虚拟工厂先去测试、改造和调配的话，直接到现实工厂里去硬碰硬，试错成本很高。而且有些改造也许只是要完善系统中的某一个环节，在保障整套体系在改造的同时不能停摆的前提下，我们很难将这个环节从整个体系中拎出来。如果通过虚拟技术如虚拟软件设计先去虚拟空间还原场景、进行改革设计，然后再将测试好的系统植入现实场景，这能有效避免重复改造。眼下来看，很多人一提元宇宙就会想到游戏行业。如果将来这个技术能够和产业数字化、工业互联网都能结合上的话，那么它能帮我们干更多现实场景下不方便贸然去做的精细活儿。
元宇宙技术的底层支撑，包括芯片、人工智能和网络，要做到完全接近现实，就需要技术集成。
记者：对于被“币圈人士”看作是“数字黄金”“避险资产”的比特币，或与之类型相似的加密数字货币，您认为其投资风险体现在哪些方面？
屠光绍：加密货币的底层技术是区块链，区块链有不能复制、篡改等特点。其在海外发行有多种原因，但它毕竟不是法定意义上的“币”，而是自发组织的，也有人将其定义为加密资产，我认为这比较准确。如你所说，参与其中的确要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
另一种比较火的非同质代币（NFT）也有应用价值和场景，比如艺术品投资，满足了一部分投资者的需要。
境内投资者参与加密资产的跨境投资，需要考虑几类风险。一是合规性风险。我国境内对于资金跨境用途是区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并且有严格的管理，跨境资金流动必须合规。二是交易风险。交易方式、交易对手、交易程序等都可能存在风险环节。三是市场风险。这类加密资产价格变化受各种影响，表现为价格的大幅波动，一般投资者难以承受。
“期待有一天，我们变成‘老大’”
记者：您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未来有什么想法？
屠光绍：我有三点期待。
第一，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数字经济发展，这件事要坚持做下去。只要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就一定会不断取得进步，对此我非常期待。
第二，数据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完善，会为数据资产化提供有力支撑，会带动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会推动交易所和数据商的合作。加之政府数据开放，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将形成更为良好的发展局面。
第三，中国如果想在下一阶段的国际竞争中拥有更大的竞争力，就应把握好全球数据流动、数字贸易这一新赛道，进而经过不懈努力和开放合作，持续提升我国数字化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期待有一天，我们能从“老二”变成“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