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

张元济是前清翰林出身，光绪年间曾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参与维新变法。变法失败后，张元济被清廷“革职永不叙用”，随即南下上海。1902年，张元济投身商务印书馆，从此再未离开，在中国出版事业和文化事业上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张元济自戊戌变法以来，没有参加过任何政治团体和党派，与政治一贯保持了距离。

应邀参加政协会议

1949年8月末，商务印书馆掌门人张元济接到好友陈叔通来信，得知自己被列为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会议代表。此时的张元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后来经陈叔通和陈云劝说，张元济决定北上与会。

1949年9月初，上海市军管会的周而复和梅达君来张元济家，正式通知中央特邀他去北平参加政治协商会议。鉴于张年老体弱，中央批准其子张树年陪同。9月6日，从上海启程，8日下午抵京，陈叔通、黄炎培、俞寰澄和商务印书馆北平分馆负责人等到车站迎接。

在京逗留期间，除了必要的公务活动和宴请外，张元济还与阔别多年的“都门亲故”接触频繁。

在雷洁琼家小住

张元济之子张树年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30年代初回国。张元济历来主张商务印书馆高级职员子弟不能进公司，所以张树年经友人介绍到上海新华银行做事。

新华银行原为新华储蓄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储蓄银行，总行在上海，1948年更名为新华信托储蓄商业银行，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称“南四行”，是当时有名的金融机构。知名社会学家严景耀与张树年原为新华银行同事，后来严到燕京大学教书，与夫人雷洁琼同为新政协会议代表。严景耀得知张树年陪老父进京非常高兴，于是与夫人一起邀请张元济父子到燕园家中小住，休息几天。

10月13日下午，张元济、张树年与祥保夫妇同车去燕京大学，严景耀在门前早早迎候。雷洁琼非常细心，张元济年老需要照顾，所以特地为张氏父子安排了双人卧房。稍事休息后，张元济在严景耀陪同下拜访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教授张东荪、翦伯赞和赵紫宸。晚上，陆志韦在司徒雷登旧居未名湖临湖轩设宴欢迎张元济，同席者除雷洁琼夫妇和张树年外，还有燕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聂崇歧、翁独健、齐思和。据张树年回忆，他们“散后即归”。

第二天，在雷洁琼家吃完早餐后，聂崇歧先生来访，并陪同张元济到学校图书馆参观。张元济在馆长陈鸿舜引导下观看了部分馆藏特色珍品，陈先生还委托张元济访补馆中所缺《东方杂志》各册；随后张元济老友赵紫宸、燕大历史学教授翁独健等人来访，赵紫宸与张元济谈了些当年旧事，还带来多年前的一张合影；晚上新华银行副总经理孙瑞璜夫妇、陈叔通之女陈意、梁启超之女梁思庄等人来访并与张元济等共进晚餐，还带来了各自做的美味同享。饭后众人在客厅围坐闲话，至9时方散。

第三天午饭后，张元济父子与雷洁琼同车返城。路过清华大学时到梁思成寓所拜访，梁思成夫人林徽因因病未见，张元济与梁先生略谈即告辞。张元济还专门留下9张名片，委托梁思成转致叶企孙、潘光旦、费孝通、张奚若、汤佩松、冯友兰、吴晗、曹靖华、钱三强诸先生。

两访傅增湘

傅增湘是张元济老友，前清翰林，曾入袁世凯幕府，担任过教育总长、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等职，在藏书、校书、目录版本学方面堪称大家。张元济与傅增湘在校勘、收藏、古籍影印等方面志趣相近，自1911年全国教育会上相识以来即成莫逆，几十年书札往还，198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部30多万字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两人论书尺牍622件，容纳了极为丰富的版本学资料。

傅增湘喜读书藏书，1918年后自天津移居北京，在石老娘胡同寓所旁拓小园曰“藏园”，专事藏书，著名藏书楼“双鉴楼”即在此园。傅增湘晚年中风卧病在床，状甚凄凉，据傅增湘老友许宝蘅日记记载：“（傅增湘）自甲申病中风治愈后，言语蹇涩，杖而能行，去年五月伤食复病卧不能起。”许宝蘅日记中所说的“甲申”指的是1944年，而“去年”则是指1948年，这两次重病摧毁了傅增湘身体；而其三子傅定谟不久前去世，这对他也是个不小的打击。

张元济抵京不久，即去石老娘胡同探视傅增湘，他在9月12日的日记中对这次访问记述甚详：“出至石老娘胡同访傅沅叔（傅增湘号沅叔）。卧不能兴，舌本艰涩，语不成，偶有一二语尚能达意。见余若喜若悲。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示余，云共有五册。又检叶玉虎朱笔诗扇一柄相示。又属其如君开橱取衲本《史记》视余。卷首有沈寐叟题词。沅叔欲取其所题书签，令其仆检觅，不可得，甚为不怡。”傅增湘一生喜游名山大川，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晚来竟落得如此境地，张元济非常伤心，不忍多待，很快便道别离去。

几天后，陈毅在上海市政府交际处长梅达君陪同下拜访张元济，问及张元济在京故交旧友情况，张趁机将傅增湘情况相告。张元济之所以找陈毅帮忙，是因为傅增湘祖籍四川，为陈毅乡党。张元济在16日日记中这样写道：“余言前日访傅沅叔，其同乡也。病瘫痪，口不能言，且贫甚，其所居正房均为人所占。”开国大典后，张元济又致信陈毅，详细叙述了傅增湘的困难，目的还是请陈设法解决——从这些小小的细节上，可以看出张元济与傅增湘交谊之深。

张元济定于10月19日离京，离开之前再访藏园。张元济隐隐预感到这恐怕是两人之间的最后一面，他在日记中透露了这种想法：“访傅沅叔，以沪上友人近况相询。仅闻其言及刘翰怡，余又告夏剑丞、冒鹤亭诸人。唏嘘作别，恐此为最后一面矣。”

正如张元济所料，十几天后傅增湘就去世了。许宝蘅在1949年11月3日日记中说：“十二时接沅叔丧报，于今早五时馀逝世。”（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