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总书记黄琪翔同国共两党负责人在南京上海路黄宅庭院合影。右起：朱德、周恩来、黄琪翔、郭秀仪、叶剑英、张群

邓演达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第一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与改革的辉煌成就。在这百年间，农工党也在挽救国家危亡、追求民族独立的民主革命道路上不断求索，最终选择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参与、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光辉历程。

农工党由一大批与共产党人同样有着革命理想的志士仁人创建

纵观中共百年奋斗历程，从中共一大宣告中国共产党诞生起，中国共产党就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尽管经历过艰难曲折，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从来没有动摇过。中共一大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明确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中共二大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曲折而不畏艰险，屡受考验而不改初衷，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在贫弱中奋起、由苦难而辉煌的命运转折，靠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信念。农工党的创立及其政治纲领与中国共产党是殊途同归的。农工党同样是由一批充满革命理想的爱国者，为探索复兴中国道路而建立的革命政党。参与筹建农工党的同志，主要是大革命失败后从武汉出走以及南昌起义失败后脱离原组织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共产党人士和爱国知识分子等一批仁人志士，他们凭着革命理想和热情，以及对理想信念的忠贞而聚集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纷纷云集上海。彼时，邓演达等人的《莫斯科宣言》已传到国内，这使他们受到很大的鼓舞。于是，谭平山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威望和影响，将上述各方面的人士召集起来，于1928年3月主持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邓演达为总负责人，在邓未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中华革命党”是农工党的早期组织，成立目的是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努力复兴中国革命的精神，主张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建立平民政权。邓演达在欧亚各国经过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探索和实地考察之后，于1930年秘密回到上海。1930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法租界主持召开全国干部会议，与黄琪翔、彭泽民、季方等一起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农工党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通过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贯彻了邓演达“平民革命”思想。邓演达指出：“要把千余年来的官僚政治推翻，把帝国主义与买办豪绅的联合统治推翻，建设新的、平民的中国，即解放中国民族，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充满伟大理想的政治纲领，也是农工党成立的初衷。显然，在农工党先辈看来，“中共采取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与本党历来主张的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民主政权则完全相同。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又是一致的”。在民主革命时期，农工党虽然随着形势与任务的变化曾几度易名，但都是以这个纲领作为基本行动准则。

农工党走了一条同共产党联合、合作到接受领导的道路

纵观中共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统一战线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像一个巨大的磁场，把各民主党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团结起来，并使他们在政治上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与此同时，农工党一直在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30年，农工党成立之初，邓演达就曾经主动地寻求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反蒋的联合战线”，但当时这种“联合战线”是以农工党为主，以夺取国民党中央领导权、继续领导中国国民革命为奋斗目标，只是把中国共产党作为联合的对象，没有认识到它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作用。而且在当时，中共党内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列为革命对象，而邓演达被认为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因而联合被拒绝。当时邓演达感慨地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他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

多次的失败和挫折，促使农工党的同志在探索民族解放的道路上不断总结经验。最终，农工党负责人在重大的根本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唯有共产党是革命的主力，但也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去配合行动。“现在从斗争的实际情况来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与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

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农工党在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提出了“同共产党合作”，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指导下，“政治上同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斗争中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二干会议”标志着农工党的历史转折，农工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1947年2月，农工党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再次明确提出以社会主义为农工党的奋斗目标和加强与中共的全面合作，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会议决议再次强调：农工党的政治路线自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以来，在共产党的指导下同共产党密切合作是正确的，今后要继续跟着中国共产党，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1948年5月5日，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向国内外发出通电，一致响应“五一口号”。6月16日，农工党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又单独发表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对时局宣言》，表示完全赞同中共的主张。1949年1月，农工党与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庄严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革命进行到底。从此，农工党与其他各民主党派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农工党人与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并肩战斗，追求真理、敢于牺牲

纵观中共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顽强拼搏、不懈奋斗，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人格力量、坚强党性，铸就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壮阔、最奇美的史诗。农工党人同样前赴后继、慷慨赴死，为了新中国，邓演达等许多农工党人壮烈牺牲，其牺牲精神早已融入农工党人的精神基因。农工党的历史，是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并肩战斗的历史。邓演达特别重视农民运动，他曾同毛泽东同志等人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期间，邓演达与毛泽东在土地、农民问题上的想法很接近，可谓志同道合。后来毛泽东回忆说：“大革命时期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与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周恩来也说过：“当他（邓演达）从苏联回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他积极主张摧毁封建势力。”不仅农工党领导人与共产党人关系密切，而且农工党的发展也始终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帮助。1945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宴请农工党的同志时说：“邓择生（即邓演达）先生和我们是老朋友，今后我们要继续同第三党做朋友，加强联系，密切合作，有事多商量。” 到抗日战争后期，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不仅互通情况，而且农工党做的每一件大事都主动向中共通报，征求中共的意见，请中共同志给予指导帮助。显然，农工党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互相信任、互相支持的密切关系，是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的战友。

毛泽东曾盛赞邓演达“以身殉志，不亦伟乎！”周恩来曾说过，“农工民主党不同于中共以外别的党派者，它是唯一具有革命传统基础的党”“正如毛主席说的，多少同志倒下去了，留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继续斗争。农工党也是一样，邓先生倒下去了，几个人撑下来。这就是不惧不屈的革命传统，农工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许早就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参加今天的胜利的革命行列。”朱德为邓演达殉难十周年的题词是：“择生（邓演达字）先生在大革命时期艰苦奋斗并最后为反对蒋介石集团而英勇牺牲的精神，是值得我们怀念的。”此外，许多农工党党员在战争年代的白色恐怖之中，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一同经受严峻的考验，信念坚定不移，精神坚贞不渝。有不少农工党党员同共产党人的鲜血流在了一起，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显然，农工党人与共产党人一样追求真理，勇于探索，敢于牺牲。

百年风雨、百年辉煌。在中共百年非凡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矢志不渝、赓续奋斗，战胜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牺牲，取得了惊世的成就，用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农工党而言，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农工党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自觉自愿作出的历史选择，是农工党人坚贞不渝的政治信念，是农工党最可贵的财富，永远激励着农工党人不断前进。

（吴肖明，作者单位：农工党宁波市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