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近期全国多地陆续发文对建筑施工行业超龄农民工进行用工规范，禁止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尤其对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进一步强化年龄约束，规定从业男性不得超过55周岁，女性不超过45周岁。政策出台后引发社会广泛关注，有人表示理解，有人提出质疑。争议的存在正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清退超龄农民工，不应该是简单的“一退了之”。

应该看到，“清退令”不只针对农民工，对建造师、监理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也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背后的考量主要是从建筑行业特点和从业人员健康安全出发。建筑业高处作业多、露天作业多、手工及繁重作业多，对体能要求较高。年龄增长带来体力下降是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超龄从业无疑会加大施工风险，威胁从业人员安全。建筑施工现场工作环境、居住条件、餐饮质量大多一般，长此以往也不利于身体健康。

同一个行业、同样的规定，为什么政策一出，人们最先关注的是超龄农民工的退路？客观上因为城乡之间社会保障制度差异依然存在，主观上也说明近年来人们对农民工权益越来越关心。确实，当前还有很多现实因素让超龄农民工没法轻易“退场”。首先，一些超龄农民工因现实的谋生或养家需求，“不能退”。他们有的担着养家糊口的重任，一人维系全家生计；有的怕给子女增加赡养负担，要自己攒钱养老；有的则要帮子女盖房买车、成家立业。离开建筑施工行业后，不少人必然还要在城市继续择业。还有一些超龄农民工缺少一技之长，“无处退”。受年龄、学历、技能等条件限制，超龄农民工在城市用工市场能找到的活儿并不多。建筑施工环境差、活儿重，年轻人不愿干、不想干，却是他们能找到的为数不多收入较高的工作。再者，农民工养老保障机制尚不健全，“不敢退”。农民工工作流动性大，为了攒下点儿辛苦钱，有的直接放弃工作地参保，有的虽然交足了社保，但目前养老保险跨省转移通道还不通畅，无形中增加了告老还乡的经济与心理成本。再说，回到老家，农村基础养老金并不足以满足日常开支，不少人依然要面对“养老恐慌”。

“我还干得动，为什么不让我继续干下去？”一些农民工的发问让人不忍。过去几十年，亿万农民工把青春汗水洒在钢筋水泥、高楼大厦间，为我国城市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他们老了，手脚不那么灵便了，社会于情于理都不能将他们撇在一边，“一退了之”。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民工总数2.85亿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且连续多年呈递增趋势。无论从回馈农民工作出的伟大历史贡献出发，还是从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稳定的意义考虑，都应给予超龄农民工群体相应的制度呵护与人文关怀，为他们“兜”住稳稳的安全感。

城市应创造条件让他们“留得下”。不让超龄农民工从事高危施工岗位，政策初衷是好的，若能同时留有一定余地、做好进一步的再就业引导，更能彰显人文关怀和温度。对于“退场”转业的超龄农民工，各地人社部门应及时做好技能培训服务，为他们提供更为多元的再就业渠道。仍有意愿在建筑行业工作的，则可安排到仓储、物业等对体能要求不高的辅助性岗位。比如，天津就细化政策安排，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可在核验超龄人员健康证明后合理安排岗位。我们期待出台“清退令”的城市都能同步制定更多配套政策，为农民工免去后顾之忧，让他们“留”得安心。

农村也应成为“回得去”的地方。一些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主要还是因为农村相较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就业增收渠道少。长远来看，不少超龄农民工终将离开城市回到家乡，还应大力发展富民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让农村成为宜居宜业的美好家园，让农民群众尤其是返乡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养家。国家相关部门更应从宏观政策层面建立更高水平的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统筹养老保险跨省转移接续工作，让农民工“退”得体面，老有所养、心有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