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任

1986年7月20日，民盟中央举办中国民主同盟历史资料暨先烈生平事迹展览

王任，原名王锡立，生于1901年，河南省桐柏县平氏镇人，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因痛感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取“天降大任于斯人”和“世界大同，天下为公”之意，更名王任，字同公，这个名字从此伴随他一生，他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光荣献身的民盟先辈。

西安古城有位大律师

1934年，大学毕业的王任在陕西省第一农业职业学校任教员，兼办律师事务。不久后，辞教做专职律师。王任性情耿直，不畏权贵，富有正义感，加之精通法律，所受讼事常常胜诉，还免费帮助一些受官府和恶势力欺凌的底层群众打官司，被民众尊称为“大律师”，在西安古城名气很大。

其间，王任结识了西北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王任在杜斌丞的启发下，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取决于思想觉悟的提高，依赖于先进政党的组织和领导。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盟中央派郭则沉持张澜主席亲笔信到西安找杜斌丞，邀请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欣然同意，即与杨明轩、王菊人、李敷仁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经过精心筹备，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王任参加民盟后，发起成立法学会，是民盟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6年1月，国民党操纵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王任联合20多名律师，利用蒋介石提出的“行宪”口号，发起组织“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团结法律界人士，利用团体的合法性，对抗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为实现民主与和平进行斗争。

白色恐怖下的西北民盟

1943年8月，西安诞生了一份贴近民众、风格鲜明的报纸——《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以下简称《秦风工商日报》），这份报纸是西北民盟总支部接受周恩来提议，为促进民主运动，由当时西安的《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合办的一份民营报纸。《秦风工商日报》以著名民主爱国人士杜斌丞为发行人，刘文伯为董事长，成柏仁任社长。《秦风工商日报》出刊后，以直陈国政、关注民生和平民化的风格赢得大批读者。

1946年1月底，政协会议刚刚闭幕，会议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墨迹未干，军统特务就对爱国民主人士大打出手，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在重庆掀起了反民主和平的狂澜。为了抨击蒋介石独裁统治，《秦风工商日报》全文登载中共《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和张奚若在西南联大的著名演讲《政治协商会议应该解决的问题》，以及杜斌丞“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的谈话，呼吁释放爱国将领杨虎城，还大量转载《新华日报》的专论，引发了民众的强烈反响，日发行量达8000余份。

《秦风工商日报》引发的民主热潮，在全国迅速蔓延，此举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遂电令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和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谷正鼎严查速办。国民党特务首先把民盟西北总支部机关报——《秦风工商日报》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特务写了不少匿名恐吓信，担任编辑主任的梁益堂成为国民党特务迫害的目标。有一次，在梁益堂往返路上，一辆卡车无端出现，撞向梁益堂，使其左腿严重骨折。特务还向位于西安市冰窖巷的报社印刷厂投放燃烧弹，殴打报童，阻截扣留报社工作人员，跟踪监视杜斌丞等民盟西北总支部的负责人。

白色恐怖下，王任毫无畏惧，在《秦风工商日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谴责国民党特务打压媒体、践踏法律、残害人民的罪行。

1946年3月，西安的国民党反动派借口抚顺发生的“张莘夫事件”，掀起了反苏反共浪潮。一个由国民党省党部拼凑组成的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反动口号。游行队伍有目的的由东大街直奔南院门，冲入设在西安南院门的报社营业部，捣毁门窗桌椅，砸碎门前的招牌，殴打工作人员。事件发生后，报社同仁在杜斌丞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派成柏仁出面，在被捣毁了的营业部接待各界人士及新闻记者，控诉特务罪行，并由王任牵头，向陕西省政府和西安警备司令部提出严正交涉。同时，《秦风工商日报》坚持继续出版，连日用大量篇幅发表社论和各界人士的慰问信、谈话、文章等，向广大民众揭发、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予反动派以迎头痛击。

王任作为“西安人身自由保障会”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挺身而出，自愿担任《秦风工商日报》的律师，向法庭提出公诉，控告反动派摧残舆论、打击民主、侵犯人权的罪行。他还致信报社，痛斥“万恶的特务，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捣毁报馆，行凶伤人，钳制言论，压制民主”。这封长信在《秦风工商日报》头版醒目位置刊出后，反响极为强烈。

民主和平斗士惨遭杀害

1946年4月9日，西安警备司令部特务组组长王龙璋率武装宪警查抄了王任的家。然后，他们把自己带去的烟土置于王任的面前，诬陷其“吸食贩卖烟土”，罗织罪名予以逮捕，并查封了其律师事务所。

王任在狱中坚贞不屈，应用法律与非法拘审叫板，继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假民主、真独裁”的阴谋和镇压民主和平运动的罪行。当时，社会上要求释放王任的呼声非常强烈，这使得胡宗南、祝绍周等十分震惊，急令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速予处决。4月23日凌晨，王任被秘密杀害。

国民党特务杀害王任，是“西安血案”的开始。5月1日，国民党特务又绑架了民盟西北总支部青年部部长、《民众导报》主编李敷仁，把他用汽车拉到咸阳近郊，连开两枪，所幸未亡。后经群众营救，在中共陕西工委的安排下，辗转到了延安，得到精心治疗，伤愈后被陕甘宁边区政府任命为延安大学校长。

西安连续发生血案，社会震惊，群情激愤。《解放日报》在报道的同时，发表了《抗议西安血案》的专评。中共中央对“西安血案”和李敷仁、王任的遇害十分重视。1946年7月17日，周恩来在《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中说，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以及“西安血案”等等，“这完全赤裸裸地暴露了国民党特务残暴的法西斯本质，采用了最卑劣的手段来镇压和平民主及其代表人物”。

1946年7月26日，延安各界举行了反内战反特务大会，追悼李公朴、闻一多、李兆麟、于树中、王任等烈士，朱德和林伯渠出席大会并讲话。朱德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诸位先烈：“你们在各地不怕反动派的压制和捕杀，坚决勇敢地为着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你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你们这种英勇行动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光荣的象征。”

民盟中央对国民党特务杀害民盟盟员表示极大的义愤，提出了严正抗议。1946年5月上旬，民盟中央负责人之一沈钧儒以及林亨元等十余位律师联名致函重庆律师公会，要求调查王任被害真相。5月下旬，民盟中央发言人对民盟盟员王任、李敷仁两人被害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要求追究责任，惩办祸首。7月，民盟中央为李公朴、闻一多、李敷仁、王任等人被暗杀事件再次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指出：“李公朴、闻一多、李敷仁、王任诸君，始终站在本同盟立场，从事民主和平运动……在不犯法的范围内而遭摧残至此，则政府究竟是否准许人民有其合法的政治活动之自由？”

为纪念殉难盟员，民盟还设立了专门的纪念日。1947年1月，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上海举行，为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王任等民盟殉难人员，会议决定将每年的7月15日定为中国民主同盟殉难先烈纪念日。（郭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