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任仁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他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坚定支持文化进步事业，为团结抗战救国图存呼吁奔走，并利用其在广西各界的广泛影响力，积极保护、营救大批被国民党顽固派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安全脱离险境，以实际行动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任仁

主持广西建设研究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广西的新桂系领袖李宗仁等希望成立一个“以服务广西抗战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咨询研究机构”。在李任仁等的努力下，广西建设研究会于1937年9月10日成立。该会以“建设广西，抗战建国”为宗旨，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分任研究会的会长和副会长。

虽然李、白、黄是会长和副会长，但是实际主持会务的却是李任仁等常务委员。抗战期间，为了将广西建设研究会变为一个利于团结、抗战、民主、进步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李任仁领导广西建设研究会做了大量工作。

在李任仁的努力下，该会专门从全国各地聘请了大批中共党员和著名进步人士为研究员。其中，胡愈之还担任了该会文化部副主任，千家驹担任了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张铁生任编辑室主任。大量主张抗日的民主人士到来，让桂林形成一股团结、进步的氛围，对西南其他几省抗日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鼓舞作用。他们在几年中对国内外尤其是广西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问题做了研究，各部每月举行座谈会一次，讨论有关广西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问题。集会上各抒己见，交流思想。

李任仁亲自担任广西建设研究会编译委员会主任，主管舆论、宣传工作。在李任仁等的领导下，广西建设研究会没有经常举办各类集会活动，而是通过自办的《建设研究》和《时论分析》等杂志表达自身立场和主张。其中，《建设研究》主要由该研究会的研究员和各行业的专家供稿。《时论分析》则刊登了大量时政内容，其中就包括很多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同时为地方建设出谋划策。广西民主人士、建设研究会成员夏孟辉回忆该杂志，“其中延安方面的意见，因在反动的政治势力明里暗里的破坏下，一般不容易看到，也就最受欢迎，当时我们按照那个掌握的编辑方针，也以多引用这方面的材料，帮助读者多了解到一些不易了解到的情况，以便不受一方蒙蔽，更好地判断是非，做出自己的结论”。

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干扰破坏，经李任仁等研究，《建设研究》《时论分析》两种刊物的审核工作交由另一位研究会常务委员、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邵先负责。这两种刊物很快传遍海内外，“连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订户之一”。

随着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时任国民政府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认为应该加强对该研究会的控制和监视，防止该会脱离国民党广西当局的掌控，于是派人来参加编译室的工作，企图“把控建设研究会的方向”。对此，李任仁、陈劭先巧妙应对，审阅文章时，对反动言论的文章大量删改，毫不含糊，并组织研究员积极撰写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文章，以正视听。在李任仁、陈劭先的主持下，广西建设研究会积极支持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与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共同推动了桂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创办文化供应社

随着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进步文人云集大后方桂林。此时，周恩来决定到广西开展工作，建立共产党人领导的重要文化阵地，并设法取得广西当局支持。1939年，胡愈之找到李任仁，希望他能够代表广西建设研究会，与救国会一起兴办文化供应社。李任仁欣然同意，并积极组织广西军政人员参股。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0月22日，文化供应社正式成立，李任仁被第一届董事和监察人联席会议推选为董事长。虽然是董事长，但李任仁并没有具体管理文化供应社的编辑工作，而是完全放权由胡愈之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员负责。陈劭先为社长，陈此生为总务部主任、胡愈之为编辑部主任。书籍刊物编辑多数是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推荐的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

1940年，随着文化供应社出版发行大量进步书籍和《文化杂志》等期刊（稿件多由李任仁主持的广西建设研究会研究员撰写），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宣传抗战和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

国民党顽固派对文化供应社的发展壮大非常惊恐，千方百计加以破坏。李任仁则利用自身的影响力，保障该社不受广西国民党顽固派的干涉，持续维持正常运营。随着文化供应社在广大民众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民党当局加紧了破坏活动。1943年初，黄旭初通知李任仁，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吴铁城来电，文化供应社由中央宣传部接办，原有主要工作人员均应辞职”。对此，李任仁一方面向黄旭初提出“要以广西事业为重，不应让重庆插手”，另一方面安排陈劭先、陈此生、邵荃麟、傅彬然、宋云彬等“辞职”，转入地下继续工作，其他人则坚守岗位，让文化供应社的主要人事权才始终掌握在进步力量手中。

参与创建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

1939年，胡志明从延安来到桂林，在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担任救亡室名誉主任兼墙报委员和生活委员，积极从事反日反帝活动。在胡志明的影响下，在中越边境从事反日反帝的越南爱国民主人士逐渐增多。1940年9月，日军攻占越南后，成立一个能够将这些越南爱国人士与中国进步人士联合起来的组织显得较为迫切。

1940年10月12日下午，中越两国发起人士在乐群社举行座谈会，讨论成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的有关事宜。李任仁为座谈会的发起人之一。1940年12月8日，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大会召开，李任仁主持会议。他首先介绍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成立的宗旨和筹备的经过。他指出:“中越两民族过去历史关系十分紧密，几十年来，越南同胞受尽了法帝国主义虐待之痛苦，近来日本帝国主义又侵略越南，更加深了越南同胞的痛苦。同时，日本强盗又挑拨离间，企图分裂中越民族，以遂其宰割阴谋。因此，中越除军事上应该合作外，我们还要促进中越文化交流，以保障东亚和平。”李任仁的讲话得到广泛赞同，对中越一致抗日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次大会还通过了中越文化工作会章程和宣言，并选举产生了理事会，李任仁等55人当选为理事。

此后，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在思想文化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举办了一系列抗日援越的座谈会和国际形势展望会，鼓舞了国内的抗日士气，声援了越南人民的斗争。

营救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

在桂林期间，大批民主人士、中共党员及其他进步文化人士经常前往李任仁家中，商讨推动抗战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办法和措施。日军占领华南沿海地区后，派飞机对桂林开始狂轰滥炸。李任仁就主动让共产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在空袭时来他家里避难。对于经过桂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李任仁积极为他们安排食宿，并自掏腰包为他们购买飞机票、车票和船票。对此，千家驹曾回忆说：“凡是到过广西的进步朋友，没有一个不认识重毅（李任仁的字）先生，没有一个不得到他的关怀。”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反共高潮”，广西境内的政治氛围也逐渐紧张，在桂林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处境危急。李任仁立即行动起来，全力进行营救工作，协助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疏散进步人士。

与此同时，他还利用其影响，向桂系当局陈述利害，告诉他们：追随蒋介石屠杀、迫害广西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不但会破坏广西得之不易的团结抗日大好局面，更会削弱桂系的力量，结果只能让蒋介石受益。桂系当局采纳了李任仁等人的意见，决定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采取“以礼相待、送客出门”的态度后，李任仁立即设法护送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尽快撤离广西。

不久，蒋介石派特务包围了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任仁了解情况后，立即找到黄旭初，请他帮助救出李克农。经过李任仁的反复要求，黄旭初最终同意派车。于是，一辆插有“广西省政府”字样小旗的轿车直奔八路军办事处，将李克农顺利接出。李克农被送到文化供应社后，立刻通知夏衍等人立即撤离，并让他去找黄旭初，请黄帮忙订一张去香港的飞机票。夏衍问：“假如他避而不见怎么办？”李克农则胸有成竹地回答：“放心，我已经和李任仁先生谈妥，他已经和黄旭初通过电话，我此刻来报社，还是任老用他的汽车送我来的。”就这样，桂林八办成员在李任仁的帮助下安全从桂林转移。

（作者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