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中，妇女解放是其中之一。《新妇女》便是这么一份应运而生的刊物。

在《新妇女》的编辑和撰文过程中，陆秋心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也因为这份刊物，陆秋心成了民国初年小有名气的文人。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也曾闹过乌龙。

这乌龙，便在于把劳动节与妇女节混淆了。

1920年，陆秋心在《新妇女》上，发表了《妇女节与劳动节》一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概括起来其实就一句话，西方的劳动节就是妇女节。

陆秋心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其实是将道听途说经过自己的“严密推理”，而最终得出了这个结论。

在文章中，陆秋心解释了为什么西方的劳动节就是妇女节？因为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就是妇女。家务活谁做，是女人；孩子谁带，是女人。起得比鸡早，做得比牛多，吃得比鸽子少，这就是妇女们的真实写照。而且，那个年代的女人，三从四德的观念还很根深蒂固。未出嫁时，看老爹的脸色；出嫁后，看老公的脸色；老了后，还得看儿子的脸色。

这样的妇女，若还不能和劳动画上等号，谁还有这资格？于是，陆秋心从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西方的劳动节，其实就是妇女节。

是不是呢？我们如今的人，自然都知道答案；但在当时，多数人对于妇女节和劳动节，还真会分不清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说到底，这两个节日，在民国初年，都还太“年轻”。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的民国初年，知道妇女节的，恐怕仅限于少数知识分子。至于劳动节，尽管在民国初年，劳动节在国际上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中国，一直到1918年，才有关于劳动节的宣传和活动。但这些活动，对于多数处于水深火热的百姓们来说，妇女节和劳动节，还真是没人在乎。

所以，哪怕陆秋心身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文化权威之一，但对于劳动节和妇女节，也不甚了了，才会发生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乌龙剧。而这篇道听途说的文章，刊登在《新妇女》杂志上后，也没引起什么关注和反响，最后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