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随后被共产国际发展为党员，为共产国际工作，中国共产党对此并不知情。1931年，震惊中外的“牛兰事件”发生，共产国际为营救这位远东局负责人多方设法，让宋庆龄也利用个人关系从中斡旋。这样，宋庆龄与中共不可避免地直接接触。直到这时，中共特工潘汉年等才对宋庆龄与第三国际的关系有所了解。1932年，宋庆龄与中共开始秘密联系，由董健吾13岁的女儿担任地下小交通，负责为宋庆龄与中共之间传递信件，直到1936年。1933年，陈赓、罗登贤、廖承志等被捕，而中共无法出面营救。4月5日，宋庆龄与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员专程赶到南京，开展营救活动。她巧借视察监狱之际，将党组织给狱中同志指示的纸条扔在地上，接通了陈赓等人与党组织的联系。经宋庆龄与何香凝联名向国民党交涉，廖承志得以释放。后宋庆龄秘密到廖家，向廖承志明示自己是共产国际代表。宋庆龄让廖承志汇报在上海的秘密工作情况并写出叛徒名单，宋庆龄再转交中共。 

其后，宋庆龄在“国民御侮自救会”活动、《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的公布、恢复地下党组织电台工作并保持同中共中央的及时联系、提供人才和经费、国共二次合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等多方面与中共都有程度不同的成功合作，逐渐进入更为亲密的新时期。宋庆龄也越来越觉得需要有专门联系人，在她与中共高层之间第一时间进行协商。从1936年到解放初期，先后有李云、廖梦醒、俞志英、顾锦心等四人承担起这个重任。

特工之妻李云

1936年夏，宋庆龄向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提出希望派一位共产党员给她，以便联系。她说：党要找我容易，但是我有事情要找党商量，就有困难了。于是中共地下党员李云奉命来到宋庆龄身边。李云1915年出生于江苏苏州， 1929年5月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是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李云的丈夫徐强，原名徐一成，时为中央特科情报工作负责人。在中央特科工作期间，徐强和李云参加了寻找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的秘密行动。其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只留下少数未暴露的人员坚持工作，徐强和李云就是其中两个。李云当时掌管着特科唯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是重要的机要干部，担任寻找毛岸英、毛岸青这样的任务是要冒着随时暴露、被捕、杀头危险的。

1936年5月，李云化名钱云，担任中共中央与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对外名义是秘书。她从此成为宋庆龄的得力助手。周恩来对她指示：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办什么事，你应该想在前头，帮她办好。上海沦陷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相继急电催促宋庆龄离沪赴港，两份电报都由李云传达。宋庆龄表示接受中央意见，于1937年12月在李云护送下离开上海前往香港。1938年春，宋庆龄筹备保卫中国同盟，原提名让李云担任“保盟”秘书。但李云因孩子病重4月请假返沪，后因工作需要留在上海，未能回港任职。此前徐强已奔赴延安，李云1939年前往延安与之会合。延安整风期间，李云被隔离审查，后被宋庆龄亲自出面才保出来，先后在西北公学和中央社会部工作。1952年5月，李云接受宋庆龄的邀请调任中国福利会秘书长兼党组书记。1978年6月，李云任上海市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

先烈之女廖梦醒

李云之后，中共秘密党员廖梦醒接替宋庆龄与中共联系的工作，并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廖梦醒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与何香凝的长女，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她就为宋庆龄和何香凝合作组织的出征军人慰劳会担任会计，每天跑银行，管理各方捐款。廖梦醒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8年赴法国留学，在法国期间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影响，1930年与中共党员李少石结婚，并回到香港建立秘密交通站，担负中央苏区和党中央所在地上海之间的联络，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廖梦醒在何香凝主持的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工作。廖梦醒对日、英、法语都能流利运用，这为她在国际交往中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8年，廖梦醒在香港协助护送白求恩、柯棣华等人前往解放区，随后她和弟弟廖承志一起参与创建保卫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任宋庆龄秘书，负责宋庆龄与中共方面周恩来的联络工作。廖承志作为中共及其抗日武装力量驻香港的代表，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是“保盟”的中央委员之一。

1941年底香港沦陷，宋庆龄到重庆安顿好后，1942年着手准备重建“保盟”。5月，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致电廖梦醒，要她尽快前往重庆，协助宋庆龄恢复“保盟”的工作。夏天，“保盟”的工作人员柳无垢、金仲华、许乃波等相继来到重庆，其他成员也陆续报到。8月3日，廖梦醒辗转到达，参与重建“保盟”的工作，成为宋庆龄——“保盟”——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之间的联系人。 

宋庆龄与“保盟”人员合影

1945年抗战胜利，“保盟”于11月迁到上海，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不久，中共地下党组织就派人前往取得联系。1947年初，同情中共的倪斐君得知国民党要抓一批地下党员，把黑名单透露给廖梦醒，后者立即把情报送到中共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不料，很快廖梦醒也被注意。一天宋庆龄告诉她：“你也上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于是通过地下电台请示周恩来后迅速转移，宋庆龄让一个外国朋友出面帮忙购买船票，把她送到香港。当然，廖梦醒赴港还另有目的，即通过为母亲何香凝祝寿之际，为到港的民主党派领袖提供联络机会。1949年6月25日，邓颖超奉中共中央之命，带着毛泽东和周恩来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是的亲笔信，偕廖梦醒等人抵达上海。经廖梦醒两次先行交谈，宋庆龄终于高兴地向邓颖超明确表示同意北上，廖梦醒再次起到联系人的关键作用。

“保盟”《新闻通讯》英文版

女大学生俞志英

俞志英1911年出生，浙江海盐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193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求学期间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39年3月加入共产党，先后在龚澎、刘宁一、伍云甫等人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担任过国民党劳动协会主任朱学范的秘书，1946年3月随同到上海。1947年2月，俞志英奉党组织之命到周公馆，周恩来详细询问她各方面情况后说：“宋庆龄先生是我们党的好朋友，她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刚从重庆迁到上海，非常需要有人帮助她开展工作……你的确是去宋庆龄先生那里合适的人选。”俞志英表示非常愿意。宋庆龄看了周恩来、邓颖超的推荐信后，让俞志英另找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美国人耿丽淑做介绍人，以免引起怀疑。

俞志英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后，任儿童工作组组长，并参与向解放区输送医药、物资的工作。她先通过中西女中同学杨鉴清联系上荣毅仁，解决了救援物资和药品的存放问题。为了筹建儿童福利站，她持宋庆龄的便函找国民党社会局局长，要求拨给贫民区附近公园内的空地。经努力争取，分别在胶州公园、通北公园和昆山花园搭建了100多平方米的圆顶铁皮房子，开办三个儿童福利站，聘请有教学经验的人士帮忙，开展识字、保健、救济贫困儿童的工作。俞志英将一些地下党员介绍到中国福利基金会及下属机构，便于掩护和开展工作。她还通过在女青年会负责基督教援华救济委员会发放工作的朱清和，将美国基督教援华救济委员会援助的价值400万美元的医药、医疗器械等物资运往山东烟台解放区。当有一批运往解放区支援国际和平医院的医药物资，在码头遭到国民党军警阻挠时，她陪同宋庆龄前往严正交涉，使轮船得以顺利启运。

1947年11月，俞志英根据党的指示，考取公费研究生赴英留学，担任中国解放区工会联合会驻巴黎代表刘宁一的翻译和秘书，协助其办理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事务。1949年，宋庆龄推荐她作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的代表，出席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儿童组长顾锦心

由于俞志英1947年底离沪较为匆忙，中共党组织临时安排顾锦心接替其工作。顾锦心1918年出生，1947年参加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任儿童工作组组长，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福利基金会的管理人员中不少都是中共党员。据负责与中国福利基金会联系的地下党员回忆，“我们同志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但组织关系保持各自的系统，互不往来”。这当然是由于秘密工作的性质所限，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1948年12月，中共党员丁景唐从沪江大学中文系教育岗位调任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三儿童福利站站长，后成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第一个党组织的负责人。这时，中国福利基金会内有中共党员共19人，分布在各个岗位上，约占福利会工作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宋庆龄十分关心中国福利基金会内中共干部的安全，暗示他们必要时可以离开中国福利基金会，找地方隐蔽起来。鲁平忆回忆，“我相信她对我们是‘心照不宣’，既信任我们，又爱护我们”。

“红色桥梁”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在宋庆龄身边具体负责与中共高层联系的，主要有李云（1936年5月-1938年4月）、廖梦醒（1938年5月-1941年12月、1942年8月-1948年底）、俞志英（1947年2月-1947年12月）、顾锦心（1947年12月-1950年5月）四人。这些中共党员都是以传递信息及时沟通为主的红色联系人角色。而且，四个人中以廖梦醒、李云贡献最为突出。

宋庆龄和“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的是主动积极、竭诚欢迎的态度，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募捐支援了大批医药物资，这也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其他旧社会团体纷纷被清理甚至取缔解散，而中福会得以改组方式完成社团改造，并进而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之内的一个重要因素。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组织内部成员及愿意帮助“保盟”——中福会的民主人士之间，构成一个紧密的合作体系。在这个体系的作用下，保盟——中福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香港时期，主要是廖承志、廖梦醒和金仲华，重庆时期主要是廖梦醒。1945年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后，开始有廖梦醒，后来俞志英和顾锦心等人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基金会改组为中国福利会初期，谭宁邦、耿丽淑和爱泼斯坦等国际友人构成领导集体，不久，由中共党员李云执掌全局，其后党委主导行政的模式逐渐成为定式并一直延续下来。

（徐锋华，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