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毛泽东曾作词《临江仙·给丁玲同志》：“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并用电报发给随一方面军赴三原途中的丁玲，表达了对丁玲革命转向的期待与认可。

丁玲是一位文学家，也是革命者和社会活动家，她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富有感染力的文学作品，都给世人留下无限讨论空间。在丁玲的人生中，她经历了“过去曾经不想入党，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后来认为，做一个左翼作家也就够了；现在感到，只作党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愿意做革命、做党的一颗螺丝钉，党要把我放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党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转变，这包含复杂的变化过程，也受到多重因素影响。笔者从人际交往、婚姻家庭、个人思想变化等角度出发，探寻丁玲如何从革命边缘人群，到加入中共组织，走上革命之路的历史选择。

师友影响：成长路上的革命启蒙与教育

丁玲与革命结缘，乃是由于受到师长、友人的影响。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佘市镇高丰村，家中条件优渥，但到丁玲父亲一代家道中落，丁玲跟随母亲佘曼贞长大。丁母是“一个开明的、有新思想的战斗的女性”，1911年，30岁的丁母带着7岁的丁玲进入常德女子速成师范学校读书，其间丁母和向警予结拜姐妹。1913年，丁母因经济困难离开学校去往桃源县教书，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向警予“带两块糕，一包花生”或是“带一两个故事”温暖丁玲“幼稚的寂寞的心灵”。后来，丁玲随母亲转到常德女子小学，向警予把她在长沙听到的、看到的、经历过的种种新闻、新事、新道理，把个人的抱负都讲给丁玲母亲听，丁母“如饥似渴地把她讲的这些，一点一滴都吸收过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拿来教育丁玲和她的学生。一定程度上，丁玲是接受了向警予的革命思想启蒙。丁玲认为向警予“坚韧不倦的革命精神”总在感召着她。

此外，丁玲在湖南桃园第二女子师范预科学习时结识了王剑虹。丁玲看着王剑虹活跃在学生工作中，在辩论会上口若悬河发表尖锐、透辟的言论，觉得“她像一团烈火，一把利剑，一支无所畏惧、勇猛直前的队伍的尖兵”。在王剑虹影响下，丁玲开始参加学生会工作，游行、开讲演会、教夜校课。随后，在王剑虹动员下，两人相伴前往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这里丁玲接受了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陈独秀和李达等人的教育，参加到演讲、募捐、爱国者追悼会等活动中去，通过理论学习进一步激发起强烈的政治情感。王剑虹是丁玲挚友，又是思想引领者，让丁玲在求学生涯中广泛接触革命思想和活动。丁玲也曾提到自己在思想兴趣方面受过王剑虹很大的影响，如“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对人生的狂想，对世俗的鄙视”。

不久，丁玲和王剑虹又辗转南京自修文学，结识了共产党人瞿秋白。瞿秋白当时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介绍她们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在上海大学，三人朝夕相处，畅谈文学人生，当丁玲对前途迷茫、不知何去何从时，瞿秋白鼓励她“按你喜欢的去学，去干，飞吧，飞得越高越好，越远越好，你是一个需要展翅高飞的鸟儿……”，给予丁玲信心与力量。在文学创作方式的选择和革命路径取舍中，瞿秋白的思想也在引导着丁玲。丁玲在《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中谈道：“秋白同志曾经在很多文章中指出文艺应该为大众服务，应该揭露洗清一切旧的封建的、帝国主义的思想文化，洗清他们向劳苦群众散步的毒瘤，文艺应该写大众的战斗的英雄，应该深入大众生活，了解大众战斗的意义，解决战斗中的问题”，丁玲阅读了瞿秋白大量的文章，学习群众观点，并努力去创作“大众化”文学，开始转型走进革命文化战线，踏上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向“革命”进军的路程。

婚姻家庭：胡也频左翼文学创作和革命生涯的影响

1924年夏，胡也频和丁玲相识于北京，并于次年结婚。1928年，胡也频和丁玲及友人沈从文前往上海，创办《红黑》杂志和“红黑出版社”，从事杂志编辑和出版工作，其间二人加入到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群中。1930年前后，国民党在文化领域打压迫害进步势力，当时的形势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们团结起来，积极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与国民党做斗争。1930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胡也频和丁玲随后参加了“左联”。相比较而言，胡也频比丁玲更早信仰革命，并积极投身于革命相关工作，他加入“左联”后当选为“左联”执行委员，并任工农兵文学委员会主席，同年还被推为“左联”代表，参加了在上海秘密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撰写革命文学小说《光明在我们前面》，热情歌颂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胡也频一心一意追求真理，不断实践，日夜忙碌，其革命思想和行动对丁玲产生积极影响。丁玲在回忆胡也频时这样写道：“他还不了解革命的时候，他就诅咒人生，讴歌爱情；但当他一接触革命思想的时候，他就毫不怀疑，勤勤恳恳去了解那些他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理论”“他是一个认真追求、严肃生活、勇敢切实的革命者”，看着胡也频申请加入共产党，积极参与革命实践，丁玲认为“光明在我们前面，光明已经在我们脚下，光明来到了”。

1931年2月7日，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李伟森5位左翼作家在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被秘密枪杀，史称“左联五烈士”事件。胡也频在就义前给丁玲留下了最后一封信，“年轻的妈妈……把孩子送回湖南给妈妈，免得妨碍你的创作。孩子送走了，自然会寂寞些，但能创作，会更感到充实。不要离开左联，应该紧靠他们……鼓起勇气，担当一时的困难日子……年轻的爸爸”。爱人的牺牲，给了丁玲沉重打击，让她陷入孤苦无依的凄凉绝境，也加速了她思想上对革命的认识和转变。在胡也频去世后，丁玲将孩子送回老家由母亲看护。他不顾好友李达对她“无论如何不能再参加政治活动了；老老实实写点文章”的劝告，向党中央提出去苏区工作的要求。党组织未允许，安排其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丁玲毅然回到上海，积极向“左联”靠拢，主编《北斗》，“把一本杂志变成了一个战场”，并逐步担任“左联”的行政职务任书记、“左联”党团书记，她要用自己的行动沿着革命这条路走下去，继续丈夫胡也频和致力于革命事业人士的未竟之业，完成自己对生命的追逐。她对孩子所说的“小东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还不完。好好睡，好好吃喝，赶快长大了，接手做爸爸还不做完的事情”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勉励呢。

然而《北斗》创刊不到一年便被查封，丁玲也于1933年5月14日在上海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秘密押赴南京，幽囚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国民变着手法卑鄙地施展新的刺激，制造新的恐怖，用卑劣恶毒的谣言从精神上来杀害一个手无寸铁的知识妇女，一个在社会上有声誉的革命女作家”，丁玲“独自一个人在一群刽子手、白脸狐的魔窟里，在黑暗中一分钟、一秒钟、一点、一滴地忍受着煎熬”，但她在绝境中坚决拒绝为国民党写作剧本。在“魍魉世界”中的丁玲，苦苦思索如何脱离魔掌与苦海，更是坚定了冲破黑暗、奔赴党组织追寻光明的信念。

自我探寻：丁玲的家国意识和革命认知

人早期生活的经历会凝结成独特的气质与精神，影响或主导其未来的人生选择。丁玲出生于没落的封建世家，父亲去世后，她跟随母亲回到外婆家，在两个家庭里，丁玲看到了封建家庭的世态炎凉和社会的腐败可悲，无论是父亲吸食鸦片的“丑恶”，还是盲人姨妈重男轻女的伤害，诸如此类的童年经历让丁玲“心中燃起了一盆火”，带着对“封建”的仇视，她开始了自我挣扎、自我斗争、自我探寻之路。在丁玲身上，她一直保持着强烈的家国意识。谈起自己幼时对辛亥革命经历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有关记忆时，丁玲说“我出生在中国最腐败黑暗的清朝末年。从小身受着封建枷锁的束缚……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自由，这关系着举国命运的大事，在这个十分幼稚的生命开始生活的时候，深深地打上了烙印。”在她还只有7岁的时候，她就开始“背负着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深重的伤痕和对新的革命生活的憧憬，一天天地向上生长”。再往后，五四运动爆发，正值青少年时期的丁玲虽没赶上五四运动，但五四运动却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她放弃了游乐，如饥似渴地寻找书籍报刊阅读学习，以求在书海中找到真理，找到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找到一个做人、做一个有用之人的道路。此时的丁玲没有明白拯救国家的方式为何，但卷入历史的浪潮中，政治激情和革命意识在她心中生根发芽。

丁玲投身革命的思想认知经历过一个挣扎和烦闷的阶段，她和胡也频在北京居住的时候，生活陷入窘境，思想也颇为不安。四一二事件发生后，丁玲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或是她敬重的人牺牲了，或是朋友在艰苦中坚持，或是有朋友动摇了，每每此时，丁玲因自己没有参与革命行动而感到愤懑、挣扎和痛苦，但其“思想上还是革命的”，只是“没有适当的环境条件，没有朋友”。对革命的向往和迫于现实而无能为力的交织重叠是丁玲这一阶段的心理特点和现实遭遇，但向往革命的思想准备，恰恰是投身革命实践的重要基础。1931年2月，胡也频的牺牲强化了丁玲投身于革命的决心与信念。在高压的政治大环境下，丁玲积极参加“左联”工作实践，深入接触工农，并积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征程。孙犁曾这样评价丁玲，“在30年代，丁玲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举国若狂的。不只是因为她写小说，还因为她献身革命。”她参与革命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满腔热情进行文学创作，以文字为工具表达革命意识，从《韦护》写革命分子与爱情的矛盾，开始有一条“朦胧的出路”，再到《水》将小说主人公转向工农群众，“写农村，写农民，写农民的悲惨命运和斗争，同自然斗争，同统治者斗争”，开启“革命文学”的新的前进道路。抗战爆发后，丁玲更是深刻认识到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坚持“群众化”道路，通过作品与人民对话、与时代对话，发挥文字政治功能和宣传动员价值，引领更多民众参与革命。二是通过投身具体革命实践，如在“左联”阶段，组织读者座谈会、参加“左联”贴标语活动、到大学演讲、参加外围群众团体工作等。至于被国民党逮捕软禁3年出逃后，她抵达陕北，更是北上南下，深入部队，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在前线开展动员宣传工作，其参与革命的力度、幅度与深度都愈加深入。回望丁玲生命历程，她从小便对家国社会充满关心，对革命充满向往，但是关于什么是革命，如何革命的问题，她一直都处于一个苦苦探索的途中，经过仔细思考和生活的磨炼，其革命意识从迷茫逐渐转向清晰。

20世纪30年代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红色的三十年代”，知识分子走向延安这一潮流是这个年代的重要特征之一。丁玲作为30年代最早从国统区抵达延安的知识分子之一，纵观其从“文学家”到“革命家”的转向过程，她经历了苦闷与挣扎，但在家庭环境、婚恋情况、人际交往、社会背景等外界因素的作用下，丁玲内在革命情感和思想自觉不断激发，革命信念催促着她成长，引导着她毅然选择了跨越思想与现实的困境而通往延安的革命之路。

（郭娴怡，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