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受教于许孟雄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一群中国人民大学1978年复校后才来任教的青年教师，基本上是大学本科毕业，急需继续深造。所以我们一边教着年龄大小不一、从农村、工厂、建设兵团返城或者直接来自高中的学生，一边跟着几个外教和许孟雄教授进修。

许孟雄任教于我们外语系的师资班和青年教师进修班，主要讲授英文语法和汉英翻译。我记得他在语法课上讲解他研究英语语法尤其是介词、冠词的独特成果。他的教法独辟蹊径，自成体系；他的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他的课不仅使我们水平提高，还吸引了来自其他院系的慕名者，甚至包括五六十岁的外系教授。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没座位者就站着听讲。许孟雄操一口福建口音相当重的普通话，讲课时精力充沛，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尽管那时他已年近八旬。

许孟雄对英文的独到理解，和严谨的治学态度，都使我们受益匪浅。他深厚的文化素养给予我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他的为人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他毫无专家学者架子，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学生向他请教时，哪怕水平不高，问题幼稚，他一律耐心回答，认真讲解，不厌其烦。当时我系有好几位青年教师，一到备课就去他家请教，占用他很多时间。二是他秉性倔强执着，刚正不阿，说话直言不讳，难免得罪世俗与权贵，以至于一生坎坷，多年遭受不公正待遇，吃了很多苦。

许孟雄1903年出生在福州的一个书香世家。18岁就开始译介中国文章到海外，据说斯诺先生来华前就曾受到他的译作的影响。以他的智慧、勤奋和执着，本可以成就一番更大的事业，留给后人更多的文化财富，可惜盛年时未能正常从事教学和翻译工作达20多年之久（1957年从北外来人大后不久就被错划为“右派”，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平反）。

后来，许孟雄手头有了许许多多稿件，如审订《简明英汉词典》，主编巨型工具书《韦氏三版英语大词典》，写作《英语难题研究一千则》等等，又撰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发表，他便不再给我们上课，在校园里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找他的人太多，他就在住所门口贴上“请访客谈话不要超过十分钟”之类的纸条，那就是他在工作了。他一生勤奋，工作至死，直到近90岁高龄，还每天凌晨起身，在打字机、字典前整日工作。倘有急稿，凌晨3点就爬起来伏案。

1992年秋，我即将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之前，在人大校园中见到白发白衣的许老先生正在散步，他独自一人，清癯的身形直直地前行，目不环视，仿佛在专注地思考自己头脑中的问题。我近前向他问候，为多年前有一次在课上看课外教材使他不快而道歉，他肯定已经忘记了那件事，甚至记不清我了，但他瘦削的脸上立即露出笑容，眼光敏捷有神，显然因与过去的学生意外相逢而喜从心生，立刻就有了亲切的沟通。其时，他已是89岁的老人了，这就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

许孟雄先生是我国的著名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为数不多的真正精通英语的学者之一。茅盾的名著《子夜》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是由他译为英文的，译本在长时间内被作为中国翻译界汉译英的样本介绍到海外，他因此享誉海内外学术界。然而，他的英文主要靠极大量阅读和认真钻研学来。他的例子说明，英文尤其是学术英文、有水平的书面英文，不可只依靠到英语国家去生活得来。

作为许老先生教过的最后一批弟子，作为英语教学和翻译界的后人，我想到，老一代翻译家如傅雷、林语堂等，不仅为中国介绍进来一批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而且引入了西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甚至对现代汉语的句式与文风都产生了不可逆的巨大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眼中的外国，是译介者们介绍给他们的外国；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译介者介绍过去的中国，可见我们翻译工作者所起的作用之大。

1994年8月，许孟雄教授以91岁高龄逝世。8月9日，我从他简朴的遗体告别仪式归来，心情难以平静。许老先生自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开始执教以来，已历时65年。几十年岁月，他教过的学生确是桃李满天下，他们的年龄跨度一定也是巨大的，而能来向尊师遗容告别的学生却不可能太多。这也许是教师职业的特点之一吧，一生育人，育出的人越出色，走得越远，海外天边，难以寻迹。

陈羽纶教授写给许孟雄教授的挽联，代表了无数人对老先生的追思：

“华夏一奇人秉性刚直铮铮铁骨，授业解困惑探迹索隐巨笔如椽。”